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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的知识分子 　　摘要：《红拂夜奔》是一部讲述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小说，小说人物李靖从洛阳城逃往长安城，终于求得体面与地位，最后却只能装疯卖傻，以失语的状态苟活。无论是在蛮荒残破的洛阳城，还是在四四方方的长安城，李靖都不得善果。究其背后原因，可知是权力对李靖的规训与压抑判定了他的人生结局。然而，被压抑的知识分子不只李靖一人，他的双重创作者——王二与王小波同样在权力边缘摇摆挣扎。 　　关键词：知识分子;权力;话语;规训 　　作家是讲故事的人，故事可严肃可奇趣可通俗，而王小波在为读者讲一个荒诞的故事，故事名为《红拂夜奔》。王小波用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使历史与现实反复交错，并由此碰撞出一卷奇异的人物历史传奇。历史上确有李靖一人，他是唐代杰出的军事家，战功赫赫，名垂青史。《红拂夜奔》中，李靖被塑造为一个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历经隋唐两代，徘徊于洛阳与长安两座城池，饱经世故，从无名小卒晋升为朝中大臣，年老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却总是装疯卖傻、郁郁寡歡。洛阳城和长安城的故事在小说中交叉并行，洛阳时期的李靖与长安时期的李靖身份境遇却迥然相异。本文尝试从话语权力的角度出发，对比两座城及城中人，进而探究知识分子李靖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洛阳城的破坏者——出逃的知识分子 　　洛阳城是李靖的故乡。这是一座荒蛮之城，它的城墙用最纯净的黄土与小孩子屙的屎筑成，城内则遍地泥水，人们过街只能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李靖是洛阳城里一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将他归类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智力超群，不仅在浴室里证明出毕达哥拉斯定理，更是在因为证出毕达哥拉斯定理，被当局冠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而接受刑罚之时，证明出举世闻名的费尔马大定理。他“特立独行”之处在于，他并不刻板遵循传统道德伦理，而是崇尚科学，并疯狂地追求真理。身处于一座蛮荒之城，李靖的“特立独行”使自己成为异类，成为规则的破坏者，同时成为权力惩罚的对象。 　　证明出费尔马定理之前，李靖想通过考取数学博士，领一份官俸，走上知识分子的正经道路。然而考数学博士，不仅考数学，还得考《周易》。李靖对《周易》一窍不通，“只能在《周易》的考卷上写上‘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1]50。李靖不知如何作答，却懂得写出受欢迎的结论来。可见，权力关系渗入社会深层，外化于个人的行动举止。此时，权力对李靖进行着一种隐蔽的控制。 　　证明出费尔马定理之后，李靖的身后出现了两个公差。在此之前，李靖是洛阳城内一个普通的异类，在此之后，李靖就成为洛阳城内最显眼的异类。他成为权力监视的对象，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反抗。反抗的过程充斥着暴力与流血，尤为惊悚，却又如同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 　　每一次李靖与公差的博弈，都是一场集体的狂欢。李靖酗酒闹事，在洛阳城引发骚乱，隋朝军队炮兵、装甲步兵、铁甲骑兵齐齐上阵对抗起哄的暴民。可怕的暴力冲突之后，“路边上净是烧毁了的房子，大街上净是杀死了的人，整座洛阳城净是焦糊味、血腥味，还有满街的马粪味”[1]85。但面对残忍的厮杀，对抗的双方并不觉恐惧，活着的暴民“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夺路而逃”，士兵们接到解散的命令，便“欢呼一声，扔下手里的长枪，脱下盔甲，只穿内衣，拿短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朝小胡同里散去了”[1]86，以致过了十个月，全城的婴儿出生率猛增。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狂欢化理论。狂欢，意味着等级关系的暂时消失与对禁令制度的暂时摆脱。在狂欢中，人人自由、平等，一切被视为永恒且不可动摇的东西则受到挑战，比如权力。权力关系“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2]29，在由李靖挑起的这场争端中，暴民与士兵的行径十足荒诞，却在狂欢中成功实现了一次对权力层级关系的嘲讽。李靖虽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暴动，但他却自始至终置身于狂欢之中，因为他是暴民与士兵的共同攻击对象，是事件的起点，是狂欢的引领者。洛阳城遍地的死伤，李靖难辞其咎。然而也正是由于李靖的存在，才产生了这一次对权力场域的有力冲击。 　　李靖因为自己的过人之处，受制于权力的严格公开管控，可显然他并不是权力的杀戮对象。公差尾随着李靖，“李靖和别人说话，只要超过了五句，公差就给对方当头一棒，当场把人家打开了瓢”[1]76，将李靖与公众隔离开来，却并未对他施暴。权力相对温和地监禁着李靖，但这无疑是一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权力对李靖的控制源于李靖表现出的特殊才能，“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27-28，权力试图驯服李靖，是为了将他纳入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