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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故事”与唐高宗、武则天政局 何静苗（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汉朝故事”是指曾发生在汉朝又被唐初统治者借鉴用于解决现实行政问题的诸多案例，这些案例内容丰富，包括汉高祖兴兵以来的政治事件、礼仪制度和刑法等诸层面。“汉朝故事”在兴兵建唐、施政治国及相关政治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概言之，遵奉“汉朝故事”是唐初日常统治的重要特点。虽然经过高祖太宗两代的治理，李唐国朝故事已经形成，依理而言，国朝故事产生于本朝的政治实践，更有针对性和适用性，但国朝故事对高宗朝政治的影响却远不及“汉朝故事”，其中缘由值得发掘。以往学界对高宗和武则天政局的研究，重点关注政治集团斗争、政治事件和个别政治人物，①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原刊于《陕西师法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其著：《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杨增强：《唐高宗废立皇后事件新论》，《西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王双怀：《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任大熙：《唐高宗时期的中枢政局》，《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曾现江：《唐高宗遗诏的产生及其与政局的关系》，《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1期；赵文润：《论唐高宗、武则天掌权的政治格局》，收入《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22年；韩昇：《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史林》2022年第6期；孟宪实：《武则天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李永：《武则天与长安关系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对于当权者利用“汉朝故事”作为行事依据者则缺少关注，廓清这一问题对于深化唐高宗武则天政局的认识大有裨益。笔者将当权者利用的“汉朝故事”作为考察点，结合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政局演进，揭示“汉朝故事”对政局变动所发挥的影响，以加深我们对唐前期政治史的认识。一、“汉朝故事”与永徽显庆之际的政局“汉朝故事”影响永徽显庆政局殊重者，是房遗爱谋反案、高宗废王立武及打压清除长孙无忌案，围绕这三个典型案件，当权者内部展开了激烈斗争。永徽三年（652）长孙无忌利用审理房遗爱案件的契机，追根究底又广为株连，吴王恪、江夏王道宗等以谋反罪名被收捕。长孙无忌刻意牵连李恪及李道宗并非为了巩固高宗皇位，而是清算历史旧账。[1]128-148次年二月涉案人员的处置结果是，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宁州刺史驸马都尉薛万彻、岚州刺史驸马都尉柴令武并斩，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吴王恪、遗爱妻高阳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并赐死。高宗期望能保全其叔兄姐之性命，但为兵部侍郎崔敦礼所驳：昔周公诛管蔡，汉景夷七国；至于孝昭之时，燕王盖主谋逆，皆正刑典。此乃前事不远，陛下岂可屈法申恩。[2]7418从高宗欲保全犯案者而未能如愿可知，永徽四年高宗尚未有效控驭局势，朝政大权仍由长孙无忌掌控。崔敦礼所列举周汉故事中的管蔡、吴楚七国诸侯王及燕王盖主，皆是皇室宗亲因谋反作乱而被杀，他们被用来比附李恪等，是为论证李恪等人谋逆作乱的事实，迎合了长孙无忌构陷和清算旧账的意志。这在作于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的《李恪墓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弗遵大训，侮慢彝则，譬以周德休明，管蔡为文王之子；汉邦隆盛，胥旦为武帝之男。[3]志文将李恪比附为谋乱的周文王之子管蔡和汉武帝之子广陵王燕王，相比先前崔氏所举例证，多出了广陵王刘胥。刘胥在汉昭帝即位初欲谋帝位，事败而自杀[4]2761-2763，志文借此是为固化李恪谋逆者的罪人身份。此案中拥有实权的长孙无忌先是借助审理房遗爱案件的机会，刻意捏造政治对立者谋逆的罪名，然后利用周汉当权者诛杀谋乱之皇室宗亲故事作为政治依据，实现了打击报复、铲除异己的目的。高宗在此事件中并未与长孙无忌激烈对抗，而是在认清局势后选择了退让，妥协后的高宗认真揣摩和学习了长孙无忌所主导的这堂政治课。永徽六年（655）七月，高宗欲使武氏为宸妃，但中书令来济和侍中韩瑗“以为故事无之”来反对，高宗只能暂且作罢。同年九月，来济以周汉故事为例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王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5]6288来济以周文王迎太姒百姓获得教化之故事为正例，以汉成帝立赵皇后导致子嗣断绝和社稷倾颓之故事为反例，作为其不主张立武氏为后的论据，展现出政治场域中“故事”占据的重要地位，但并未劝动高宗。此次交锋后，高宗以“故事”为突破口，找寻可资利用者。永徽六年十月，高宗果然寻得了符合立后的“汉朝故事”，便不顾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册立武氏为皇后，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