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馆媒”协同模式：针对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播的协同教育实践新向度.docxVIP

“校馆媒”协同模式：针对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播的协同教育实践新向度 郭思芸 李卓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理论与背景探讨1.协同教育的新课题：社会要素融入学校教育“协同”概念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指的是系统各个部分协同工作所产生的作用超越各个部分单独作用时的总和。[1]协同理论广泛适用于教育、管理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李运林提出协同教育是未来教育的主流，与教育系统中学校、家庭、社会三大子系统一一对应，并划分出协同教育的三大类型，即协同家庭教育、协同学校教育、协同社会教育。每类协同教育之下又根据另外两类子系统要素的参与情况细分出六种形式，即学校协同家庭教育、社会协同家庭教育、家庭协同学校教育、社会协同学校教育、家庭协同社会教育、学校协同社会教育。既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教育领域三大子系统的协同运作，即探究“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的价值意蕴、实践路径[2]，在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三大系统要素的协同进行综合把握，但少有从微观层面以子系统之间两两协同的教育形式为对象开展具体剖析。跨领域的协调越多，意味着合作的难度越大，体现在实际操作层面则为“家校社”三方之间的两两合作更为频繁。近年来，社会协同学校教育（社会系统要素进入学校系统产生教育功能）的实践大幅增加。研究表明，社会要素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能提升学生学习质量与成效。从这一意义出发，研究社会协同学校教育形式中的各要素如何良性互嵌、优势互补，可为协同教育提质提效，并为协同教育理论更新及延展提供有力参考。2.新媒体与红色场馆：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新晋主体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它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3]，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培养人文素质的重要文化资源。近年来，除了学校，社会各界也纷纷承担起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的重要职责。社会教育系统要素包括社会教育媒体、社会教育组织者，在青少年的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领域中，与之对应的是新媒体和红色文化场馆，两者在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播中都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媒介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流程的形式和实践，而且塑造了大众对文化传承的认知。[4]刘向阳指出，新媒体背景下受众接受红色文化传播的能动性增强，可以通过移动终端管理信息获取的时间和地点，及时有效地接收红色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新媒体实现了传播类型的融合，表现形式更丰富、灵活，有利于激发受众主动接受和转发互动。[5]场馆学习作为教育的新形态，在红色文化的赋能下焕发出文化人的长效功能。首先，红色文化场馆构建了扁平、开放的学习情境。基于非正式学习的需要，学生可在社会性交往中获取红色文化知识。其次，场馆学习的方式营造了多元的场景体验。在大数据时代，一些场馆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场馆互动方式，通过多感官的碰撞让学生沉浸式体验革命年代的激扬岁月。最后，场馆学习也为凸显青少年的个性提供了可能。场馆学习与参观都伴随着相对聚焦的研究专题，教师或导览者根据专题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认知投入，使学生对多个人物、多种事件进行深入探索。[6]通过对理论背景的梳理，并从微观视角切入将社会协同学校教育置于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领域，可以发现新媒体与红色文化场馆作为社会教育系统要素积极嵌入学校教育发挥作用，已成为社会协同学校教育模式在红色文化传播领域内的新兴实践向度。因此，笔者将这一新兴形式定义为“校馆媒”协同模式，其内涵为：将红色文化场馆与新媒体嵌入学校教育流程，整合三方资源进行共享，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为青少年群体提供综合性教育传播资源与体验的协同运作机制。● 研究设计本文以协同教育理论为理论起点，采用参与式观察与个案分析的方式，希望通过阐释“校馆媒”协同模式的实践路径、效果、各方互动机制，从微观层面为社会协同学校教育形式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提供发展建议，并归纳出可供推广的理论经验。研究案例选取为2022年8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开展的“《红讲台》AI双师示范课”。2022年8月，广东广播电视台旗下南粤红色文化品牌《红讲台》项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华南师范大学知了同行公益支教团队三方携手合作，针对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共同设计并实践了一节“《走进农讲所》AI双师示范课”（以下简称“AI双师课”），该课程可视为“校馆媒”协同模式的实践。本研究希望通过观察分析回答以下问题：在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领域中，社会能为学校提供何种教学要素？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何种不足？社会要素与学校教育如何互嵌成为有机整体？达成了什么效果？● 实践探新：开辟红色文化育人新局面1.情感驱动：本土内容提升渗透效果学校的思政课程、红色教育活动等是我国青少年接触红色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但校园内红色文化教学实践中使用的教材、案例素材多采用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