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机制、理论意蕴及其时代价值.docxVIP

“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机制、理论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贺绍芬“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生态问题的现实考量，在深度融合各方生态智慧的基础上提出的契合时代语境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将人与自然纳入“生命共同体”的视阈之中加以考察与研判，既从理论维度对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作出了精辟阐述，又从实践逻辑建构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路径。“生命共同体”理念赋予人与自然以平等地位，抛却了以往将主客体对立起来的自然观，从而有力驳斥并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全新的战略性视野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筑牢了理论基石，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现实指引，更为治理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思想引领。因而，很有必要深入学习“生命共同体”理念，厘清其生成机制、领会其理论意蕴、明晰其时代价值。一、“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机制“生命共同体”理念凝结着人类优秀的生态智慧，是各方思想精华在新时代的生动呈现。人与自然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二者在一种共生关系中发展自我，彼此成就。“生命共同体”理念是揭示人与自然本质关系的科学理论，展现出非同凡响的真理性力量。“生命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立论之基，承续了辩证统一的思想精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以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践为现实背景，观照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从而以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积极回应了现实生态问题，赋予生态文明建设以理论指引。(一) “生命共同体”理念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基石之上，承续了辩证统一的思想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剖析与科学研判，深刻揭示出二者有机统一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①，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②，是依赖于自然界却又能够以实践为中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存在物，因而，人们可以利用甚至是改造自然，将自然烙上人为印记。但与此同时，人也是“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③，是受制于客观物质条件与自然规律的存在物，因而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非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尊重自然与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恩格斯也明确表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逻辑贯穿于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之中，既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明确阐明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有机统一的内在关系。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展开学理性研究的基础上，在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理念的基础上，既深刻洞悉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又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纳入其考量范围之中，终而以极具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⑤的科学论断。由此，“生命共同体”理念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守正与发展。其一，“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为科学指引，对中国生态这张历史考卷所作出的时代回应，其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其所内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唯物史观、辩证思维、整体性逻辑及人本情怀，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其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创新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遭遇前所未有之难题，新的境遇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指引，新的需求召唤新思想的诞生。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延续与传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基础上，又为其注入了鲜活的时代要素，使其思想内核得以充实，终而以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生动呈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直接昭示出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创新与发展。(二)“生命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沃壤，提炼了和谐统一的思想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蕴的丰富生态哲理，给予了“生命共同体”理念以重要滋养。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理念作为“天人关系阐释或构建的最高境界和理想”⑥，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为价值指向，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彼此交融、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道家讲求“道法自然”，将自然奉为最高法则，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力求在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过程中达到合一境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对物我合一的崇高境界的深刻论述。诸子百家的生态主张虽各不相同，但其生态诉求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与所传达的生态理念展开了深入剖析，深度挖掘与当代价值相衔接的部分，提炼了和谐共生等思想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理论建构之中，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之上，凝结成了“生命共同体”理念。一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积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