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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从业者的囚徒困境及解围之策 谭敏茵(广州大学 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描绘了人类在跨入数字化新世界后的生存状态：“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受制于键盘和显示器的计算机解放出来，并在未来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亦即生活方式。”[1]步入万联时代，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不仅使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数智经济强势崛起，还使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企业催生出新型的就业形态、就业群体、工作岗位、劳动形式、雇佣关系和招聘途径[2]。传统的劳动实践在数智行业焕然一新，包括远程办公、社会化众包或跨域外包的群体劳动及经算法程序匹配和管理的按需劳动。数智行业的工作者可分为因能力富余而临时或短期兼职的固定职业劳动者和参与专业性工作但无稳定职业的劳动者[3]。人们可依据个人的时间、爱好、才能和资源选择从事数智经济活动的工作方式，并依托互联网身兼数职，最终实现时间效率、个体价值和劳动报酬的最优配置。由于这种用工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碎片化时间的经济价值和缓解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季节性用工需求，因此，由我国数智行业带动的就业人数连年高涨。《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的从业人数约为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 400万人，同比增长约7.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为631万人，同比增长约1.3%[4]。尽管新就业形态备受特定群体的青睐，但健康风险和猝死悲剧却成为当前困扰数智劳动者的突出问题。《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研究报告》表明，仅有2.22%的互联网从业人员的健康状态未呈现较大变化[5]。直播电商主播、网约车司机、网约骑手、电商平台员工、程序员等职业是数智行业发生过劳致死事件的高频领域。2022年4月，一名顺丰兼职快递骑手因不堪满负荷的工作和无假日的加班而劳累过度并最终死亡。2022年12月，一名入职不到一年的饿了么外卖骑手在完成订单的路上倒地而亡[6]。2022年11月，56岁的滴滴司机在接送乘客时因身体突发状况而猝死在车中[7]。上述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作为数智行业生态系统运行节点的劳动者，均以互联网为平台开展工作和服务，却最终都死于过度的超时劳动。可见，数智行业高速运转的技术系统在重构了灵活就业形式的同时，也将众多从业者置于囚徒困境之中。数智劳动既是我国发展经济和稳定就业的途径，也是传统劳动用工制度面临的挑战。弹性用工模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隐藏的社会问题已引起政界与学界的高度重视。在政企领域，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2年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国务院于2022年和2022年分别颁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22年，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3部门共同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刺激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同年，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8家互联网企业在政府部门的倡导下联合发布《“新时代履行新责任，新经济助力新就业”平台企业支持灵活就业倡议书》。在学术领域，当前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主要在数智从业者的类型特征、工作境遇、劳动心态、社会适应、劳资关系、劳动过程、组织管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然而，鲜有社会学研究涉及数智从业者的工作致死困局。为何数智劳动者在劳动权益受到侵害而造成过度疲劳甚至是猝死时却缺乏持续、强烈的抗争意识和集体反抗行为？围绕这一问题，笔者试图从劳动异化理论出发，对数智从业者的囚徒困境与应对策略展开讨论。一、劳动异化视野下数智从业者的囚徒困境在马克思的经典诠释中，劳动者是指因缺乏生产资料而唯有向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出卖体力或技术劳动来获得收入的人[8]。他关注的是劳动者能否从工作中获得报酬。伴随平台企业的数智化与人类生活的网络化，数智从业者的内涵已超越了上述范围。桑多瓦尔·马里索尔认为，包括生产者与使用者在内的以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均属于数字劳工[9]。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将“数字劳动”界定为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全部价值链中包含的所有劳动[10]。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概念非常贴近中国现实。万联时代的开启推动数智经济以结构化数据和智能化算法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管理工具，而蓬勃发展的数智行业正是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匹配和算法逻辑招约和管理劳动者。因此，数智从业者是指按照自身意愿(包括获得物质收入或实现人生价值)在数智行业依据才能喜好或借助智能算法匹配长期性或临时性工作，并在网络平台完成任务或提交任务达成指示，经过管理系统的审核后，最终获得物质性或精神性报酬的劳动者。与马克思相比，本研究更关注数智从业者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具有符合互联网平台要求的商品价值，以及工作者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正式雇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