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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状况研究 一、 农村老年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据世界银行估计，2010年至2030年，65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的口份额从7%增加到16.2%，然后在2050年增加到24.7%。 目前研究农村老年劳动力供给的文献较多,一部分研究集中探讨影响农村老年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很多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如土地规模、子女数量、外出打工人数等)会对老年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 二、 研究假设和方法 1. “新农保”实施后的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在总体上,我国 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养老金的从无到有以及从少到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会得到改善,实质就是增加了老年人的收入使其预算约束得到放松。由于个体异质性和家庭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在预算约束放松的情况下,决策行为有所差异。其中影响机制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养老保障的改善会促进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的减少。养老保障改善会提高现在或预期的收入,老年人出于自身条件尤其是体力和精力方面的原因,在不减少或较少减少现有效用水平的情况下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或直接停止劳动,这一种情况反映的是养老保障对于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较少的刺激作用。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用于养老保障的资金不断增加,整体养老保障水平得以提高,老年人会获得更多的养老金,国外学者对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养老金收入的提高会降低老年人的劳动供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养老保障的改善既会使得老年人总体劳动时间供给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增加老年人非农就业的劳动时间供给,而最终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养老保障水平、老年人自身条件(包括年龄、身体状况等)以及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农村养老保障水平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增加投入的阶段,例如“新农保”的实施,由于收入效应老年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劳动时间供给;与此同时,由于“新农保”的保障水平相对较低,这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总体劳动时间供给下降幅度有限。与此同时,在理论上虽然存在养老保障水平提高相应增加了老年人的收入水平,预算约束的放松可能会促使老年人增加自我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投资等)进而增加非农劳动时间供给,但是目前我国实行的“新农保”养老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其收入不足以刺激老年人增加自我投资从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因此,目前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改善不足以促进老年人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增加。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会直接导致在养老保障水平提高之后不同地区老年人在总劳动时间供给、农业劳动时间供给、非农劳动时间供给方面出现差别;同时经济差异导致相同养老金在各地区的购买力不同,因而“新农保”的实施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劳动时间影响要小于欠发达地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假说。 假说1:我国“新农保”的实施使得老年人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显著减少,但减少的幅度相对较小;同时农村养老保障的改善不会促进老年人增加非农劳动时间,反而会减少老年人非农劳动时间。 假说2: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新农保”政策实施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总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劳动时间供给表现各不相同;在相同的养老保障水平下,老年人劳动时间减少程度在地区间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特征。 2. 匹配倾向得分 由于农村老年人无论是在个人特征方面还是在家庭特征及社区特征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老年人是否参与“新农保”是一个“自选择”问题,与其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并非是随机产生的,如果不加处理直接使用可能会存在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因此,本文将采用罗森鲍姆(Rosenbaum)等提出的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首先,将样本分为两个组:处理组———参保组,控制组———非参保组;然后根据农户中老年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信息来估计家庭进入参保组和非参保组的概率,得到其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值大小进行匹配,所谓匹配就是指找出处于参保与非参保两种不同情况下老年人基本特征相似的样本;再次,将匹配好的与参保的倾向得分最接近的非参保老年人作为其反事实(即如果参保的老年人没有参加“新农保”,其劳动供给状况如何);最后,比较两组间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的差异,再对计算出来的差异取均值,得到老年人参与“新农保”对于其劳动时间供给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在进行PSM方法之前要确保满足两个前提: 其中,Y 在估计出倾向得分后,依据倾向得分的共同支撑域来匹配处理组(参保组)和控制组(非参保组)。在这里常见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