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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保制度的体制化维持与生计性维持 一、 城市低保制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现有文献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研究；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发展阶段的研究；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依赖性的研究以及相关政策的建议等。对城市低保户工作史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没有。从现有研究的视角来看, 基本上采取的是宏观的制度性视角, 或者微观的个体性视角, 而把二者整合起来, 放到历史的连续统中进行描述、分析的视角还很少。 本文所关注的是由如下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第一, 以时间为线索, 在“国家-市场”制度性变革背景与过程中, 详细描述清楚以原城市下岗失业职工为主的低保户工作史, 关注城市低保户应对宏观制度性变革的方式, 形成结构变迁下低保户工作历程的一般框架性认识。第二, 在上述框架下, 重新认识城市低保制度的历史性质与演变方向。第三, 辨析近期逐渐升温的低保福利依赖问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 现有文献更多采取的是量化研究或者个案研究, 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横剖研究, 较少采取纵贯研究。长时间对同一群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就更为稀少。课题组于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对济南市40户低保家庭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追踪调查研究, 所采取的资料收集方法是结构式访谈与问卷调查。 二、 最低生活津贴的工作过程：从制度维持到生活 (一) 个单位的工作 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绝大部分城市职工而言, 踏入工作岗位后, 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未来稳定的、一成不变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工作是被安排的, 生活也是被安排的, 一切看似都是水到渠成的, 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被计算出来的。 “我 (许某) 1980年高中没有念完中途退学, 因为我那时候一看, 你上完高中也白搭, 那时候, 还下乡来。哎, 我那个时候, 我打着谱下乡来。结果不下乡了, 我是第一批待业青年。然后就在一家单位 (济南某土产公司) 参加了工作。那时候参加工作了就觉得, 一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单位上了, 当时没有什么想法, 觉得生活就这样了。” “我 (肖某) 1975年被招工进入济南市电信局做野外作业 (架电线) 工作, 在电信局里吧!怕野外作业嘛, 怕干嘛, 危险性太大。那是野外作业, 苦的很, 找媳妇也不好找呢。哎, 就觉得造纸厂的女工也多, 咱也不吃怕了。到打听打听问问说, 行啊。所以很快就调到造纸厂去了。在山东省造纸西厂具体干车站维修工作, 做维修工。这个活很不错, 带有一定技术性, 比较满意, 就这样一直干下来了。” “我 (戚某) 1979年上山下乡回来后顶替母亲在瓷用印花厂工作。在山东肥城上山下乡, 后来七九年, 回来就拔点了, 回来上不长就拔点了。 (问:拔点是啥意思?) 拔点就整个知青全都回来了。就直接顶替了。为此, 我妈妈退休了。从那个七九年一直在这个瓷用花纸厂做瓷杯子上印花的工作。就觉得和我妈妈一样将来从这个厂子干到退休了。” 当时, 国家整体上虽然已经处于改革开放期间, 但城市里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延续, 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对于处在当时具体情境下的城市青年而言, 通过家庭、工厂招工等方式找到一份工作后, 看似一生就被这样“安排”下来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单位里好好工作, 不出大乱子, 熬到退休, 领取退休金了。这种稳定的预期性不仅仅是国家、集体的长期思想教化的结果, 而且也是父母实际工作经历的示范结果。 (二) 管理态度转变:从“管得着,去开车” 进入工作后, 城市职工在稳定的预期工作状态下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工作就行了, 实际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事实正是如此。肖某从参加工作到下岗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其他想法。身处在单位体制下的肖某对工作环境已经完全适应了, 每天正常的上班下班, 定期领取工资已经称为一种习惯, 内化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单位体制给其提供的不仅仅是稳定的工资收入,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未来的稳定生活预期。 “那时候没什么, 真是的, 在厂里光知道上班下班, 没别的么。哎, 到点上班, 到点下班, 没别的什么。那时候就觉得工作太少, 工资也太少, 那时候, 三百来块钱, 在厂里持久了好长时间了, 厂里签的合同还挺诱人, 签的合同说一年翻一年, 结果越翻越少, 本来翻的多, 本来说在厂里翻的多, 越翻越翻翻到二百多了, 嘿嘿, 简直……持续到下岗之前, 二零零零年, 一直没涨。咱就光知道, 工人, 工人, 就知道做工。” 即使存在着工作的变动, 也大多属于内部的工作调动, 调动起来也看似比较容易。没有大的问题, 单位很难开除工人, 实际上也没有权力随意开除工人。徐某的工作史典型地反映了体制环境对个体工作方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