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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政权与日汪经验总结 艺术形式属于上层意识形态部门，其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基础和政治服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这种现象尤为突出。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 在屠杀30万中国军民的尸山血海上, 先后扶植了伪政权。日伪当局为了稳定对南京的殖民主义统治, 除了不断加强军事恐怖外, 还采取了其他种种手段。其中, 在利用美术、摄影、电影等艺术形式宣传其殖民与奴化政策上, 不遗余力。 (一) 反映日本国家人员的照片,“法律的证据”是“德国运作说”。云 早在日军进攻南京与大屠杀期间, 日本当局就派来大批摄影师和画家随军采访, 大力报道日军的“战绩”。日本各大报社出版特刊与画报专辑。其中, 《南京占领写真画报》就出版了第一号、第二号等多期, 正反两面都刊登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日军进攻南京各时段与各战场的照片。1938年3月, 日本官方在东京市中心繁华热闹的银座举办“南京—上海新闻照片展”, 主要内容仍然是日军官兵“英勇善战、威武仁慈”与中国官兵“凶残暴虐、狼狈不堪”的镜头。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的随军摄影师佐藤振寿说:“它跟普通新闻照片不一样, 摄影效果非常好。有很多人去看了这场展览, 我也去看了。”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 第483页。) 那些随军的日本画家也行动起来了, 他们“创作”出大量反映与讴歌日军“南京战”的图画, 如《南京攻略战》《南京中华门之战》《攻打光华门》等等, 在日本各报刊广泛刊登。 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成立后, 日伪当局不顾南京民穷财尽, 于1939年初, 在南京印制了精美的《维新政府初周纪念册》, 广为散发。1940年3月汪伪政府建立, 日伪当局又精心策划出版了《国民政府还都纪念特刊》。翌年3月又出了一本《国府还都周年纪念刊》, 以及《汪主席东渡访日》专号等摄影画刊, 大肆宣传日汪合作的“和平”运动。1941年经汪伪中央宣传部策划, 在南京专门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 展出了日汪勾结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照片、图画千余幅, 强迫南京各界民众前往观看。嗣后又将此摄影展览会移往沦陷区各城市巡回展览。 (二) 伪东南角对汪主席像章的销售 汪伪政府下令, 所有民众必须“尊崇最高领袖”汪精卫。由伪南京市政府与伪中央宣传部合作, 在南京的街头, 特别是在新街口、夫子庙、鼓楼广场、下关车站等通衢路口, 到处张挂或竖立汪精卫的巨幅画像, 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宣传中日“提携”与歌颂日本“功德”的宣传画。在南京的报刊杂志上, 大登汪精卫的照片、文章、语录以及描绘汪精卫“革命”事迹的文章;汪精卫的论著更被强行规定为大小官员与学校师生必读的教材。一些卖身投靠的汉奸美术家还精心打造了一座汪精卫的雕塑头像, 敲锣打鼓送往位于北京东路的汪伪“国民政府”所在地, 宣扬对唯一“最高领袖”汪精卫的尊崇与热爱。汪精卫亲率大小官员出门迎接, 笑逐颜开地接受这一礼品。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后不久, 伪行政院宣传部为了宣传汪精卫及其“和平运动”, 在各大、中、小学校和各机关单位, 强行推销汪精卫的肖像纪念章。伪宣传部专门成立“汪主席肖像纪念章总销处”, 专门发文, 阐述佩戴汪精卫像章的重要意义, 并规定每枚像章售价不得超过法币2角。像章总销处向各省、市强行摊派销售任务, 除各伪机关官员与职员必须购买佩戴外, 各大、中、小学的学生是他们的重点推销对象。伪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杨九鸣接受了2万枚像章的销售任务, 就按南京各校的学生数额分摊给各中、小学, 还规定校方每推销一枚像章可得手续费2分, 以为利诱。 各校学生都以种种理由拒绝购买像章。如砂朱巷小学学生以价格昂贵为由不肯购买。一些中学学生与学生家长则讽刺说:“汪主席只值2角钱”。于是一些学校为完成推销任务, 想出种种方法, 或用诳骗手段, 诡称是购买校徽, 学生交钱后, 发下时却是汪精卫像章;或施以高压, 如汉口路小学等对拒购像章的学生进行体罚。这引起学生家长的普遍不满。一部分家长与一些学校的校长分别联名致信汪伪政府, 要求像章售价减为每枚1角。1940年5月《南京新报》刊登一则新闻《学生家长要求汪主席像章减价》, 称:“各贫贱学生家长以学费尚且无力担负, 此项纪念章每枚2角, 殊感无力购买, 拟联请高市长要求减价”。在此舆论压力下, 伪市教育局局长杨九鸣呈报伪南京市市长高冠吾, 高又呈文伪行政院宣传部。伪宣传部像章总销处派员到伪市教育局, 答应减价至每枚1角5分, 并要伪市教育局召开各校校长谈话会, 做工作。结果全市中小学总共只推销了约4千多枚像章。伪教育局只得再次呈文上报至汪精卫, 婉言说明“此等情形不但学生会认为学校藉汪主席之名敛财, 且易引起青年轻视汪主席之观念。”伪行政院这才不得不下令制止强行推销像章 (伪南京市教育局档案, 藏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