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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特犯罪经济学研究的自然实验视角 一、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的犯罪惩罚性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stuguanlevitt）在经济研究中的功绩，第28项克里斯奖（cowstatisticalofficeofdick）。莱维特运用“自然实验”方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领域是犯罪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rime)。自从加里·贝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扩展到犯罪行为的经济学分析领域之后,后续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集中在对贝克尔提出的假说进行拓展和实证检验。莱维特基于“自然实验”方法,对犯罪惩治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极具启发性,但又有悖于传统认识的研究结论,从而复兴了犯罪经济学的研究。 本文接下来对莱维特的犯罪经济学研究的评介由五个部分组成:一是犯罪惩治的威慑效应和能力剥夺效应的区分;二是警察规模与构成对犯罪惩治的影响;三是监禁在犯罪惩治中的作用;四是堕胎合法化对长期犯罪率降低的影响;五是从“自然实验”的方法论视角,对莱维特的犯罪经济学研究作出评价。 二、 刑罚效应的提升与稳健性的关系 传统上,犯罪学和犯罪社会学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犯罪分子在生理或成长的社会环境方面与正常人有差别,所以犯罪预防的关键在于限制罪犯自由,并改造、矫治犯罪分子的行为习惯( 理论上看,威慑效应的出发点是影响潜在犯罪分子的期望效用计算;相反,能力剥夺效应仅着眼于限制罪犯行动使其无法从事犯罪行为。然而,随着犯罪惩罚程度及惩罚范围的扩大,能力剥夺效应与威慑效应往往共同起作用,两者都可以是预期惩罚程度的函数( 利用双重差分估计(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科舍勒和莱维特(1999)发现,第八号法案实施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犯罪率高于其他州平均水平,不同罪行种类的变化趋势则与其他州相似。第八号法案实施后,法案未涉及的犯罪种类犯罪率变化趋势依旧,累加刑影响到的犯罪种类,接下来两年内的犯罪率,相对全美国的相对变化幅度,明显降低3.9%,三年后降低了7.8%。所以,他们认为,最初3.9%的犯罪率下降,主要是威慑效应的影响,而后期犯罪率进一步下降,则是威慑效应和能力剥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进一步,莱维特2002年的另一篇文章,则别具匠心地选择美国冰球联盟(NHL)的裁判数量与犯规规模问题作为实验场景,检验犯罪经济学中的威慑模型。1998～1999年赛季,美国冰球联盟随机选取比赛场次,将裁判数量从1个增加为2个。理论上不难推想,裁判数量的增加,将提高犯规被发现的概率,球员的犯规行为可望得到威慑降低。由于裁判数目随机确定,相对上个赛季比赛球队的基本状况没有改变,因而,裁判数目改变导致犯规规模的变化,可用于模拟威慑效应。在一系列相关假定的基础上,例如假设每队选取的犯规规模是最优决策,莱维特构建一个简单模型,设法从已有数据挖掘出裁判增加对犯规规模的影响。通过对1998年10月16日～1999年2月28日比赛的有关数据的研究,莱维特(2002b)发现,每增加1名裁判,小犯规的数量平均只减少0.57,对严重犯规几乎没有影响,另外,对两队的得分也无显著影响,这似乎表明裁判增加的边际威慑效应很小。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第二名裁判的边际产出之所以很小,那是因为裁判增加对犯规的被发现概率没有影响,进而对队员的犯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效应。因而,像冰球这类体育竞赛虽然有可能为犯罪经济学的模型检验提供丰富的实验场景,但本例中由于犯规的被发现概率没有改变,最终还是无法被视为是对犯罪威慑模型的否定。 从以上两篇文章看,两种犯罪惩治效应的识别区分确实较为困难。另外,已有研究也鲜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并且实证检验过程也很难回避,诸如度量误差、内生性等困扰。莱维特1998年的文章,一方面对实证检验普遍有争议的问题作了分析;另一方面则尝试从替代性角度识别两种效应。他先分析了逮捕率提高与犯罪率下降的三种常见解释:测定性误差,威慑效应和能力剥夺效应。进一步,莱维特采用以下思路区分这三种假说:第一,随着差分阶数增加,测定性误差比如使用报告犯罪率代替实际犯罪率,导致参数估计偏差将越来越小,如果观察不到这种变化,则就意味着测定性误差的影响有限;第二,假定侵财犯罪和暴力型犯罪内部不同犯罪种类间存在替代关系,则随着某种犯罪逮捕率提高,能力剥夺效应就意味着所有相关犯罪率都将降低,而威慑效应则预示潜在犯罪分子将选择其他种类的犯罪,即当前类犯罪逮捕率提高,引发他类犯罪率上升。莱维特用美国1970～1992年间59个大城市的数据做检验,结果发现度量误差对参数估计影响不大,威慑效应相对能力剥夺效应要更加显著,侵财犯罪尤其如此( 三、 警察规模与选举年的共时决定问题 现实中,公共法律执行体系是犯罪惩治的最重要工具,这一判断基本上不会存在异议,然而,有关具体法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