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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刑罚的文化分析大卫·加兰德刑罚社会学研究 刑罚社会学的理论渊源 自惩罚成立以来，讨论惩罚一直没有停止。迄今为止, 关于刑罚的探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路径:哲学路径、犯罪学路径和社会学路径。 刑罚社会学是随着现代社会学的产生出现的, 并且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 各种刑罚社会学的思想散见于主要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思想家的著述之中。但是, 新的知识领域通常并不是通过有序的、系统化的发展来推进的, 而是分散的、彼此独立的诸多学术努力的共同产物。 应当指出的是, 迄今为止, 刑罚社会学领域的绝大多数理论倾向于认为, 在刑罚体系背后隐藏着某种社会合理性而不是纯粹的刑罚合理性 (犯罪控制) 。这些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诠释刑罚过程实际上如何展示权力/知识的技术、经济关系、阶级斗争或者官僚制的逻辑, 并以此彰显它们的外在决定和社会功能。 晚近以来, 在刑罚社会学领域出现了重视文化分析的趋势。从理论渊源上看, 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理论。在涂尔干看来, 刑罚并不是简单的犯罪控制, 通过制裁犯罪, 它表现并强化了集体意识。显然, 他所说的集体意识是一个文化和道德的构造物, 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文化对刑罚的决定作用。 一、 文化及其对刑罚的功能 大卫·加兰德明确指出, 他的“焦点将放在特定文化价值与信念如何进入刑罚过程, 并探讨广泛的文化心理与情感如何影响刑罚制度”。 在大卫·加兰德看来, 由社会所建构的心理与情感对惩罚犯罪人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文化模式建构了思考罪犯的方式, 并且提供了思想架构 (不管是科学的、宗教的还是常识的) , 让我们透过这些架构来看待个人、理解他们的动机以及把他们当作一件件的案子来处理。 与功能主义的刑罚社会学不同, 大卫·加兰德所主张的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刑罚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刑罚的表达性。在此, 对于刑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探究取代了对于刑罚在社会中所扮演之角色的追问。刑罚被视为文化心理和主流情感的产物, 同时它有助于更宽泛的文化的形成。为了理解刑罚的形成与社会意义, 必须建构完全不同的文化分析, 将目标集中在最能影响刑罚的文化要素, 显示这些要素如何展现于刑罚领域。 二、 文化心理与刑罚制度文化之间的联系 如上所述, 文化的第一个要素是认知方面, 它包括了概念、价值观、范畴、思维框架和信仰体系等思维方式。这些文化形式的特征在于它们会围绕着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差异而丰富起来。事物秩序中存在的各种差异, 受到注意、加工并被赋予文化意义。就在自然与既有形式被按照文化角度加以修改的过程中, 文化意义也将相关的区分予以合理化, 并“为我们”界定了区分的意义。例如, 年龄、地位、性别或种族的差异, 在大多数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受到特定方式的加工, 形成特定的范畴, 并被某种从相互冲突的文化中产生的预期、能力与理解所围绕。 大卫·加兰德还从宗教与人道主义以及其他文化形式角度分析了刑罚实践的变迁。当历史学家谈到影响刑罚政策的文化力量时, 他们脑中所浮现的通常是宗教与人道主义。很明显, 在整个刑罚实践史中, 宗教是影响人们如何对待犯罪人的主要力量。16世纪至19世纪监狱的诞生与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 甚至在监狱的建筑结构方面都有宗教遗留的痕迹。历史学家表明, 整个19世纪, 宗教对监狱改革与刑罚政策的影响始终非常强大。宗教之所以对刑罚的影响如此明显, 就在于宗教的文化体系以清楚的方式表现于外。 由此, 大卫·加兰德得出结论认为, 构成刑罚实践的各种行动、日常事务和程序的进行, 总是出于意义的直接架构, 即所谓的“刑罚文化”。刑罚文化是个松散的混合物, 它包含了刑罚学理论、历史经验、制度智慧以及专业常识, 这些事物不仅构成刑罚能动者的行动, 也使其行动具有意义。刑罚文化是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制度文化 (一种特定的生活形式) 具有专属的词汇、范畴与象征, 并且构成刑罚实践赖以存在的直接意义语境。任何外在力量或决定因素 (不管是法律、政策指令还是某些经济或文化合理性) 如果想要有效地转变刑罚实践, 就必须先转变刑罚文化。 三、 情感变迁与社会组织的变迁:从实践到阶级 文化不仅包括心理和思维方式, 而且包括情感和感觉。文化不只是一种心智能力 (文化将这种能力赋予受文化熏陶的成员) , 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与人格类型 (受文化熏陶所产生) 。情感、感受与感情结构扎根于人类基本的心理驱力之中 —— 人类有机体并不是一件空的容器, 只等着文化将内容倾倒进去。 大卫·加兰德认为, 情感如何建构, 以及情感如何随时间而演变, 乃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直接影响了刑罚。我们知道犯罪与刑罚这两个议题足以引发大众与当事人的情感反应。对该违法者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才算适当, 答案总在畏惧、敌视与威胁以及怜悯、同情与宽恕之间徘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