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录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docxVIP

汉代录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一、 录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囚犯记录主要是指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上级司法机关，他们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地监督监狱，询问监狱工作人员，处理投诉，并决定关闭监狱，并决定占有管辖权。这是为了维护司法部门的法律地位。 录囚制度作为一种理论最早源于《礼记·月令》的记载:“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月令》关于“命有司,省囹圄”的记载,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关于录囚的最早的记载。古人对自然的尊崇甚于今人。按《月令》要求,“仲春之月,省囹圄,”是基于古代天人相应、阴阳协调的理论提出的。“仲春之月,省囹圄,出轻系”具有顺生助阳之意;同时,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春季正是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季节,将轻罪囚犯释放,能增加农业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汉代录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与汉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汉代政权建立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稳定,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与法律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法律文化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一定社会时期文化的发达也必然预示着法律文化的发达,制度的先进和理性。汉武帝时经学研究兴盛,学派林立,虽尊崇儒学,将儒家经典奉为国学,设五经博士,但对其他学派并未绝对禁止,而是仍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种学术的自由与开放,必然带来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法律文化也会随之发展、繁荣。作为法律文化的产儿——录囚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根据出土文献记载,汉代的录囚记录最早可追溯到汉高祖六年。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奏谳书》第16例“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 但是,录囚作为一种系统化制度的确立应始于汉武帝时期。在《汉书》中,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录囚的记载是《汉书·隽不疑传》。《汉书·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为青州刺史时,“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从班固的《汉书》记载中,我们可知,隽不疑任青州刺史是绣衣直指暴胜之举荐的,而暴胜之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卫太子案中,因阻止丞相刘屈氂斩杀释放卫太子的司直田仁,被武帝训斥,惶恐自杀。 录囚制度产生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是可信的,也只有到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全国性的录囚制度才可能实行。高祖、惠帝时,百废待兴,制度初建,变乱频起,稳固的中央集权统治尚未形成。文帝、景帝时,崇尚黄老,各地诸侯势力强大,割据势力严重。武帝时,七国之乱已经平息,地方诸侯势力极大削弱,后又通过推恩令、酎金律、左官律、阿党附益法等法律、法令使地方诸侯得到了进一部的削弱,同时,抗击匈奴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统一的、稳定的专制中央集权初步形成。这时,设立州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 录囚的主体是层次化 汉代录囚,在时间上,既有定期制,又有不定期制;在管辖上,形成了层次化,实行分层负责制;在主体方面,既有皇帝、皇后亲自录囚,及皇帝派遣的使者录囚,又有地方赋有监察职责的司法官吏的录囚;在范围上,既有全面审录式的录囚,又有个别抽查式的录囚。 (一) 录囚制度,以维护司法安全之目的 汉代的录囚的时间可分为定期录囚制和不定期录囚制。定期录囚时间一般在春、秋两季。春季录囚时间的确立,源于《礼记·月令》关于“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的记载。如《汉书·张敞传》记载,时任京兆尹的张敞利用职权,循私报复,冤杀了贼捕掾絮舜,“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絮)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汉书·成帝纪》记载,鸿嘉元年(前20年)春二月,成帝诏曰:“春生长时,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秋季为审狱决断时期,录囚制度的实行能促使下级司法官吏谨慎司法,避免冤狱的发生。《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不定期的录囚,则是汉代统治者根据个案情况,或国家出现灾异时临时采取的省录囚犯的行为。如公元70年,即东汉永平十三年,一个名叫燕广的男子状告楚王刘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该案被受理后由司法官吏审验,“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二) 两汉前的州县 《汉书·地理志》记载,“讫于孝平, 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监狱、狱案的监督检查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派谴使者到全国各地录囚的方式进行的。汉代帝王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录囚,检查各地监狱、狱案情况已有记载的十多次。最早的一次记载是公元前54年。公元前54年四月三十日出现了日食,按照汉代“天子见怪修德”,“日食理冤狱”的天人相应的治国理念,汉宣帝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州,作为汉代最大地方行政区划,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