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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大有可为 在过去40年的历史中，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其他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或者可以说,史学史研究的成绩还是比较显著和突出的。.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之际,不能不自然地首先想到诸位学科带头人在史学史研究进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尹达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研究室,主编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发展史》。在此之前,尹达同志比较早地开始了史学史研究,作了大量的资料建设和理论准备,先后创办《史学译丛》和《史学资料》,组织人力译刊外国史学史论著,已经为史学史学科建设做了重要贡献。如果尹达同志还健在,相信一定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吴泽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建中国史学研究所,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面,特别是对王国维史学,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他主编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二册)、专刊史学史研究成果的《中国史学集刊》,还与南开大学杨翼骧先生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已为台湾翻印刊行),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是国际史学史委员会中国联络员,在中外史学交流方面做了积极贡献。他与四川大学谭英华先生正在主编的《西方史学史》,同华东师范大学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郑州大学孙秉莹先生的《欧洲近代史学史》一起,对推进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起有重要的作用。他的论文《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1789—1989)》给拓展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领域带来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史学研究所,先后主编《史学史资料》和《史学史研究》,主编第一部多卷本中国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史》(已出第一册)和《中国史学史教本》,发起并主持召开全国性史学史学术座谈会,开办全国性史学史讲习班,在一些论著中十分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史学思想观点,在团结中国史学史学者和外国史学史学者,提高各地高校史学史教学水平,推动史学史学科的进步发展有特别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诸位学科带头人的共通特点,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史学史方面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不仅亲身参加史学史研究的实践,而且重视团结和组织更多的学者来共同发展史学史学科;他们对后进乐于支持和鼓励,在科研或教学的实践中培养了一批有成就和有希望的史学史人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未来的学科带头人。 在这国庆40周年之际,看到史学史研究的成就,想到诸位学科带头人的贡献,令人鼓舞,促使我进一步考虑到以下一些问题。 前几年曾经流行一种所谓“史学危机”的说法。作为学术问题,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也可以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根据我的认识,史学本身是不会存在什么危机的,问题在于我们史学研究的方向是不是对头,是不是符合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和需要。从史学史这个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所看到的不是什么危机,而是方兴未艾,大有可为,道路极为宽广,前途无限光明!史学史的进步发展,是史学进步发展的需要,归根到底乃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问题是我们在史学史研究中如何去努力奋进,开拓创新。责任心和时代感将促使我们为推动史学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奉献!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包括科学的历史观,不存在什么“过时”的问题,而是有一个丰富和发展的问题。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和史学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说到就可以做到,也不是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论断就行了,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艰苦而有反复的过程,一个没有止境和顶峰的过程。在史学史研究中,如果能够把中国近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过程加以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将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在世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少学者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比前人有所提高和发展。这方面,白寿彝先生做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和总结,写出一部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学术专著。这对于批判继承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同志完全有条件胜任这个工作,预祝在国庆50周年前成功! 在中国近代史学领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做拓荒的工作,加强对重要的薄弱环节的专题研究。例如,在“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的研究中,对李大钊史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发表论文很多,成绩也大。如果能够进一步对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作整体的综合的研究,那就更好了。又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学很值得加以专门的研究。这八年史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多采的,只有通过各种专题的研究,才能作出比较全面深入的综合研究。对抗日战争时期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充实近代史学史的内容,具体阐明史学的社会功能,而且有助于提高对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其他薄弱环节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