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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刑法共犯制度比较研究 一、 “区分制”模式 在现代刑法的概念中，对什么样的犯罪形式必须受到惩罚。不是典型的犯罪形式。一般而言, 单独犯罪被理解为典型形态, 设定惩罚犯罪之直接标准的刑法分则就是以单独犯罪为标准加以规定的。相对于单独犯罪, 多人参与的共同犯罪就是一种非典型的犯罪形态, 理论上称之为犯罪的“方法形态”。 从制度外观上来看, 区分制模式之下的共犯制度在总则中设专章规定专门适用于“参与犯”样态的处罚条件, 甚至是专门的处罚原则;而与之相对应的单一制模式之下, 直接将“参与犯”样态包容于刑法分则的类型化行为当中, 以获得与犯罪的直接实行者相同的定罪依据, 总则中仅针对“参与犯”样态设定特殊的处罚原则。从制度内涵上看, 区分制与单一制共犯制度模式的区别根源于对“参与犯”样态与刑法分则规定的类型化实行行为样态 (理论上将其称为实行犯或正犯) 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一般而言, 在区分制的共犯制度模式之下, “参与犯”样态 (理论上将其称为广义的共犯) 与正犯被划分为两个显明对照的犯罪类型, 二者不仅异其行为态样, 更异其责任根据。在这一理解之下, 正犯的成罪条件及其处罚原则已在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 而共犯则必须在立法上单独规定其成罪条件和处罚原则。对于上述问题, 单一制共犯制度模式的理解恰好相反, 认为所有对于犯罪事实的加功, 其不法内涵, 均具有同等范围之价值, 在主要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英国和美国, 对于未导致实质犯罪的参与犯按照未完成罪 (inchoate offence) 来处理, 导致了实质犯罪 (substantive offence) 的参与犯则可以直接按照狭义的共犯制度 (Accessory) 来处理,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属于同一刑事责任原则之下参与犯定罪和处罚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是由两种不同的刑事责任原则共同解决的。就此种外在的制度特征而言, 尽管英美国家和地区的共犯制度设定与大陆法系共犯制度的具体设定具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在“为参与犯设定与具体个罪的实行犯不同的处罚依据”这一点上, 其共犯制度明显具有区分制的特点。同时, 在制度内涵上, 参与犯的实质处罚根据也与正犯完全不同, 显示了英美国家将参与犯与正犯区别对待的态度, 这是其采取区分制立法模式的理论标志。如在英国共犯立法理念中, 就包含着为导致了实质犯罪的参与犯寻找不同于主犯之处罚根据的内容。根据英国学者乔纳森·赫林的介绍, 英国刑法理论上对于参与犯的处罚根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派生责任论 (derivative liability) , 认为从犯者的责任派生于实际实施的主犯。根据这种理论, 之所以能够将从犯作为犯罪处罚是因为其部分地引起了犯罪的发生, 具体而言, 没有从犯的帮助或者鼓励, 犯罪有可能就不会发生, 至少不会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发生。 综上所述, 英美刑法共犯制度可以被归属于上述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除此之外,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英美共犯制度的理解方法对于正确把握英美共犯制度模式及其内涵有不利的影响。具体而言, 我们是借助“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来理解英美的共犯制度的, 这明显受到了我国共犯制度观念的色染。我们的理解方式显然会使得我们对英美共犯制度的认识走向片面化, 此即:使得我们只关注英美共犯制度中的用于解决导致了实质犯罪的参与犯定罪和量刑问题的狭义共犯制度 (Accessory) , 而忽视了同样用于解决参与犯定罪和量刑问题但被归属于未完成罪的教唆 (incitement/solicitation) 和共谋 (conspiracy) 。因此, 有必要将问题还原到“如何设定参与犯的处罚条件和处罚原则”这一出发点之上, 对英美国家的共犯制度进行全面考量。 二、 英美法系国家立法关于树犯罪的规定 一般而言, 英美刑法出于预防实质犯罪发生的考虑, 设定了教唆罪和共谋罪两种以参与犯为处罚对象的未完成罪。这两种犯罪均来源于普通法, 其后被逐渐纳入制定法当中。在美国制定法上, 到1980年将教唆罪规定为一般性犯罪的州已经超过30个, 教唆罪是指通过引诱、教唆、刺激、要求、威胁或者施加压力等种种方法影响他人的犯意, 促使他们实施犯罪行为。英国的教唆罪是在希金斯 (Higgins) 一案中确立的, 美国的第一个教唆罪判例是1834年的希勒斯案。关于教唆罪成立, 英美现行法律一般认为, 教唆罪只要有教唆者的教唆行为即可成立, 被教唆者是否同意没有任何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在19世纪的普通法上, 对被教唆的犯罪性质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被教唆的罪必须是重罪, 或者几个特定的轻罪, 如妨碍公正审判、妨害治安、危害公共福利等。但在英国现行法当中, 除了少数例外, 教唆他人犯任何罪都构成教唆罪。这些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