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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如何监管社会保险费基金 1 社会保障基金的新形势、新课题和新路线 1.1 医疗生育保险职能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医疗保障秘书处于2018年5月31日正式成立。全面接受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城市工作人员、城市居民的基本健康和社会保险。组织实施和监督相关健康保险基金。 1.2 税务机构接收社会保险征收职能 2018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提出税务机构接收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视频会议部署，今年12月10日前要完成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交接工作，自2019年1月1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 2 风险控制和风险控制 2.1 跨系统监管成本较高 新形势下，基金监管职责由人社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医疗保障部门、审计部门共同承担，这种分散型的监管暴露出以下风险： (1）监管效率低下、各监管主体之间协调成本高。 (2）职责界限模糊、未明确整体负责的权力责任中心，存在监管真空地带。 (3）各监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制度设计。 在目前体制下，财政专户监管往往变成了财政“专”户“专”管，税务和医疗保障部门的监管也会变成“专”管，而作为社保基金监管主力的人社系统基金监督部门，跨系统监管恐怕有心无力，协调成本、监管实效都会大打折扣。如图1所示。 2.2 “左管右”的基金监管模式，让所处的社会环境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就人社系统基金监督机构设置而言，在国家、省、市层面可能较为健全，但在基层县区就无从谈起了。基金监督部门应该是独立于社保经办机构之外的行政部门，但是，县区人社系统往往由于人手不足或监督观念不强普遍没有单独设立基金监督这样一个行政部门，通常由社保经办机构内部的财务科室、医疗稽查科室或者社保稽核科室来兼任行使基金监督智能。这样，就会出现社保经办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不单单起不到监督职，相反，会给舞弊提供新空间。在这种“左手管右手”的社保基金监管模式下，制定社保基金监管政策时，多半不会太为难自己，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在执行监管政策时，也不会严厉到用“左手”去斩断“右手”。如图2所示。 2.3 宏观统筹作用不完全 目前情况下，实际上真正实现基本核算单位和资金流在省级层面大收大支的省份仅有四五个，单纯依靠年度省级调剂金作为统筹手段的省份均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以笔者所在地市为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调剂金省级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其他险种社保基金仅仅停留在县区级统筹层面）。这就意味着实际控制社保统筹基金的决策者和操作者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区地方政府，每个统筹单位的“五险”资金都是封闭独立运行的，从宏观层面看，等于是社保基金潜藏着数千个“风险点”。这一制度“缺陷”，不单单使基金管理层次过多，管理费用过高，而且导致基金规模小而分散，难以实施大规模的保值增值投资方案，使得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大，基金链条过长导致监管难度加大。 3 风险控制对策 3.1 将基金监管体制纳入行政问责 社保基金的“左手管右手”模式，是社保基金不安全的先天性因素。医治体制的先天性不足，必须对原有的体制动“手术”。要改变目前的基金监管体制，使社保基金的主力监管机构从人力资源和保障部门分离出来，实行垂直管理，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如图3所示。 建议各级政府签订责任书，把基金监管风险风控理工作纳入行政问责。明确人社、医疗保障、财政、税务四个部门在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支付各环节中的责任，形成了“税务征收、财政拨付、社保与医保发放、全程垂直监管”的社保基金风险防控多方工作机制。 3.2 提升基金统筹层次，降低基金监管难度，是分级分类管理的主要手段，从源头化解风险防控难度，从源头控制风险，从源头控制风险 从近年来社保基金审计情况看，地方政府往往是违规主体，绝大部分违规决定是由当地政府做出的，比如上海社保基金窝案。他们作为基金监管的地方行政部门，既是社保制度运行的执行主体，又是资金风险的主要源头。因此要从源头杜绝防范风险，我们就必须逐步提升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使社保基金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不能一蹴而就，要分步执行，第一步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真正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和资金流在省级层面大收大支干部管理和资金管理也都将减少两个层级，统筹单位风险源也将从两千多个减少至三十多个，风险防控难度大大降低。还可以形成基金合力，便于实施大规模组合投资策略，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第二步是由省级统筹上升到国家统筹，真正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和资金流在全国层面大收大支，进一步降低监管的难度和管理费用。 3.3 构建综合审计平台，实现基金监管合力 打造综合性基金审计平台是事后基金风险防控阶段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