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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未成年罪犯 未成年罪犯具有未成年人和犯罪的双重属性。作为一个失范的圈子，他们对社会规范和现有秩序构成了巨大的破坏。未成年罪犯的犯罪行为只是其外在行为表现的一部分,但却深受其所处的社会习得文化的影响。如何对未成年罪犯实施感化、挽救是全社会共同的愿望与期盼,唯有对他们实施再社会化教育,才是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必由之路。本文将重点关注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且被关押在监狱内的未成年罪犯,揭示其再社会化教育的核心内涵,并指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未成年罪犯的研究对象 从法律意义上讲,未成年罪犯是指我国已满14 周岁且未满18 周岁并触犯了刑事法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在法律指定刑罚执行机构服刑的人员。“对于‘未成年罪犯’,各国刑法对其年龄界限的规定也不完全一致。多数国家将未成年罪犯年龄上限规定为16 岁或18 岁,下限则有10 岁、12 岁、14 岁等规定,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多数国家的犯罪学家也把18岁至21 岁的青年人列入未成年人研究对象”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会惩罚、制裁兼具较大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公民,当然也包括有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往往还会给未成年罪犯设立专门的刑罚执行机构。在我国,担负未成年罪犯监管、教育职能的机构,被称为未成年犯管教所 未成年罪犯将在未管所内度过自己的青春期,接受狱方的监管、教育活动,狱内的生活就是其入狱前社会生活的文化延续,他们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场域。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指在国内未管所接受监禁刑处罚并实施再社会化教育的未成年罪犯。结合笔者长期在国内未管所田野调查的经历,本次研究将力求务实且有深度,以期为司法行政机关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引起社会和公众的关注,且吸引更多富有爱心的机构和人士的救助,这些均将有助于改善未成年罪犯的生活困境,促其再社会化的成功。 二、 针对弱势人群的社会化培训 (一) 文化的成长与社会化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社会化的内涵,通过教育来实现人的社会化最早起源于涂尔干的论述 社会化在孤立的个体之间是无法实现的,“虽然某部分是经由正式指导学习的结果,但绝大部分的社会化过程产生自人与人的互动” 庄孔韶则认为社会化既包括特定社会文化的继承与延续,也包括多元文化的重组与整合,其中儿童成长为成年人这一过程称为初级社会化过程 在国内,20 世纪末周大鸣就已经关注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遇到的在城市环境中的再社会化问题,具体涉及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带来的文化适应 再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使得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断,为了减轻或者克服可能造成的文化不适,重新取得平衡并实现社会化。“再社会化是指用再教育或强制方式对个人实行与其原有的社会化过程不同的再教化过程” (二) 未成年罪犯的再社会化程度更低 国家和社会为了使已经越轨的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在全新的成长环境——未管所内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实践,恢复他们已经出现偏差的社会化进程,这种影响过程可以理解为是“再社会化教育”。 “国外经验表明,要使犯罪人出狱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应从服刑之日起就以再社会化为目标,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教育、矫正和帮扶” 国家主导的再社会化教育并不能完全按照未成年罪犯的个人喜好、主观意愿来设计,必须是以社会未来的发展并实现其再社会化为根本宗旨。因此,未成年罪犯在接受未管所组织的教育活动时,有时他们是自愿的、喜闻乐见的,有时又是被迫的、强制服从的 现今社会,被打上“罪犯”标签的未成年人在社会上更容易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尤其是他们的心智还处于发育过程中,应对危机与困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很薄弱,这些均使其生存空间更狭小,极有可能被排挤到社会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地带。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思想和行为特点决定了他们处在价值观念的形成与稳固阶段,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欠缺必要的社会生存经验,具备很强的可塑性和反思性,也更容易接受教育的引导和感化。未成年罪犯的再社会化程度将决定其是否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研究未成年罪犯的再社会化教育,将是人类学理论诠释监狱学领域问题的一次积极尝试。 三、 针对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 (一) “动的指导”未管所教育工作的现状 “社会在指导青少年活动的过程中决定了青少年的未来,也因而决定社会自己的未来。由于特定时代的青少年在今后某一时间将组成那个时代的社会,所以,那个时代社会的性质,基本上将取决于前一时代给予儿童活动的指导” 未管所的教育工作主要是以思想教育 现今,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来势汹汹的都市化进程、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也造成国民内在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的断裂。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监狱也被裹挟在这种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