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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的政治意识与艺术实践 索斯塔科维奇不仅是苏联音乐家，而且还担任政治事务的负责人。他的音乐一方面从艺术家的角度,对俄国20世纪以来的变革作出观察与回应,另一方面也顺应苏维埃体制的要求,为广大的苏维埃人民而写作。他的音乐根植于俄国音乐的传统,并糅和了西方新的作曲技法,在苏维埃的美学构架下,树立了苏联主流音乐的典范,以此得以与西方主流的前卫音乐相抗衡。 肖斯塔科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主要作品有:15部交响乐,15首弦乐四重奏,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协奏曲,一首钢琴五重奏和钢琴三重奏,二重奏鸣曲和独奏钢琴曲(包括24首前奏曲与赋格),歌剧《鼻子》《梅青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又名《卡杰里娜·伊斯玛依洛娃》),舞剧《黄金时代》《清澈的小溪》、清唱剧《森林之歌》等。 一、 《十年》10周年而创作的第二乐章《二十七日理论》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散发着浓郁而独特的个人气息,常有政治性与历史性的副标题,似乎在提醒听众去注意其所负有的特殊历史使命。 如1927年应国家教育人民委员会宣传处之约,为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而创作的第二交响曲《十月献礼》。第三交响曲《五月》用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大众化的音调,歌颂了春天、节日的的欢乐和劳动人民的团结精神。让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在战争期间传遍了全世界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1942年3月29日他在《真理报》上这样写道:“在写作这部交响曲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人民的伟大,想到他们的英雄气概,想到人类美好的理想和人的优秀品质,想到绮丽的自然风光,想到人道主义,想到美……我把自己的第七交响曲献给我们向法西斯进行的斗争,献给我们未来的胜利,献给我的故乡列宁格勒。” 二、 音乐上的“癫僧” 肖斯塔科维奇最初写了几首政府指派给他写的大作品,受到了报刊的普遍好评。在20年代后期,真正的艺术家们与苏维埃政府间的蜜月过去了。权利终于使出了它的一贯行径:它要求屈从。要想得到青睐和任用,要想平静地生活,就必须听从国家的政策安排。刚开始,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按照它们的意旨去做,随着他在创作上的日渐成熟,苏维埃官僚幼稚的要求就越使他难以忍受了。 肖斯塔科维奇既不想公开顶撞当权者,又不想完全屈从,因为他知道这样会抹杀自己的创造。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佯装癫狂。穆索尔斯基是第一个“癫僧”式的伟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则曾在音乐上以穆索尔斯基的继承者自居。 因为有了癫僧的面具,所以肖斯塔科维奇对他自己所说的一切卸脱了责任:任何语言都失去了它表面上的意义,即使是最高的颂词、最美的词藻。关于人所熟悉的真理的宣讲却原来是嘲弄:嘲弄往往包含着可悲的真理。他的音乐作品也是如此。 肖斯塔科维奇日常的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的反应——就如从前的俄国真正的癫僧“为了基督”的所作所为一样。俄国音乐界通常用癫僧称呼他。在他的两部歌剧中反映得尤为突出,一部是《鼻子》取材于果戈里的故事(1928年),一部是《梅青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取材于列斯科夫的故事(1932年)。从《鼻子》到(麦克白夫人》,肖斯塔科维奇所走过的路程是从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到一个闻名遐迩的作曲家之间的路程。 三、 其旋律构思、戏剧式构思结合的民族音乐 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极具个性,表现在旋律、调式、和声、复调、主题发展手法、乐曲结构以及配器的构思中。 他的旋律鲜明地表现了音乐的精髄和形象的内在气质,极为多样化。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体裁的音乐主题如:典型的器乐主题、气息宽广的如歌的主题、宣叙性的旋律等。他广泛地运用典型的民间调式,很少直接采用民歌作主题,但把民歌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把民间的旋律融汇贯通然后赋予新的含义呈现给大家。旋律中大量的“急转弯”、“锐角”和调性的不稳定的音,使音乐变得特别紧张,使音乐语言变得极为尖锐。这些都表现出肖斯塔科维奇在旋律构思方面的革新。 在调式上他喜欢采用爱奥里亚、弗利几亚、里第亚等调式,这些古老的调式加强了音乐语言的民族色彩。 和著名的复调大师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齐名的《24首前奏曲与赋格》,是肖斯塔科维奇复调作品代表作。赋予帕萨卡里亚以现代内容,使其具有新的生命。 在肖斯塔科维奇配器中,就是音色表现作品的基础——冲突的手段。其音色是按照戏剧式构思来处理,音色直接参与音乐的剧情发展,与剧情密切相关。他非常吝惜音色,但是每一件乐器都有特殊的表现力,他的总谱极为清晰明了,没有多余的附加乐器装饰和华彩。 肖斯塔科维奇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不得不在政治与艺术、现实与虚幻之间挣扎。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按自己的想要追求的艺术方向发展,又能周旋于政治的漩涡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外衣“癫僧”,把自己的事业推上了一个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