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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界限 一、 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发展趋势,一般有 2011年通过刑法修正案（8），2012年修订后的新刑法草案的实施，为社区矫正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并对2003年和2009年实施的该系统进行了全面测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深改决定》) 提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社区矫正法”。2016年12月,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社区矫正法 (征求意见稿) 》, 面向社会征集意见。2017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区矫正法列入本年度审议类项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立法形势是:一方面, 社区矫正国家立法中相关顶层设计的具体制度还在讨论和争论中, 其调整范围的大小、规制层次的深浅尚未明确;另一方面, 根据“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宪法原则, 以及地方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需求, 各省级地方有关社区矫正立法问题 (实施办法) 随着国家立法的出台将会提上议事日程。由于按照《立法法》所确立的法律保留原则, 犯罪和刑罚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而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虽然在学界尚有分歧, 但官方的观点是将其界定为“刑罚执行”, 我国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从社区矫正的主体、矫正对象、运行机制、工作程序等方面搭建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构架, 各地在这一构架内积极实践, 形成了以下特点:一是社区矫正主体的多元性, 表现为执法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 工作主体既有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又有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还有有关部门、团体、基层自治组织、有关学校、家庭成员;二是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性, 限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这4类罪犯;三是矫正场所的特定性, 在其居住地的社区进行矫正;四是工作职责、工作程序、工作措施的规范性, 表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各负其责、相互衔接, 在矫正措施上一人一策, 执法者、参与者、协助者各有分工;五是工作的专业性, 表现在理论上, 社区矫正工作涉及法学、犯罪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 表现在实务上, 涉及刑罚执行、特殊人群管理、心理矫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由此可见, 社区矫正的本质虽然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二、 公权与私权界分的更重要 社区矫正制度的运行不仅关乎法律制度中的执法和司法, 更关乎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工与合作, 还关系公权与私权的界分。因此, 我们应当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地去观察分析社区矫正制度的本质。 (一) 法律维度：执法和司法描述 研究社区矫正央地立法分野, 不仅是科学立法自身的要求, 也是遵循立法、司法、执法规律的内在要求。 1. 社区矫正的司法事项 司法事项立法权统一于中央, 这是无可争议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11个方面事项、第9条规定的其中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的立法权属规定, 是我国立法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体现, 这些事项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社区矫正的司法事项主要存在于两个领域:一是法律适用, 即社区矫正的决定机关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这无疑属于《立法法》法律保留原则中的犯罪和刑罚、诉讼制度事项, 其立法权当属中央。二是有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关系。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就是上述四机关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所搭建的机制运行构架, 主要包括决定机关决定、司法行政机关实施、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检察机关监督等, 社区矫正的这些基本制度的立法权也属于中央。 2. 社区矫正的中央立法权限 按照现行社区矫正制度, 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主体, 既担负着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 其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机构还对社区矫正人员担负着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的职责, 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司法行政机关履行的这些职责就是其执法事项。在我国,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除国防、外交、货币发行等中央政府专属权力外, 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几乎是自上而下复制中央政府的事权, 每级政府都在管理着基本相同的事务。 其实, 从法制的维度考察, 在遵循立法的法律保留原则前提下, 有关社区矫正的司法事项, 总体上属于中央立法权, 而执法事项分属于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 这是比较容易理解和判断的。而有些社区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