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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氏高昌时期的土地买卖 公元499年至64年，高昌王朝在吐鲁番盆地建立。圆外数百公里。 一、 寺院获得生产资料的途径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以看到,麴氏高昌时期各个寺院一般都拥有充足的生产资料,包括农地、葡萄园、果园、菜园、牲畜、车辆等等。各个寺院是怎么获得这些生产资料的呢?吐鲁番所出高昌时期的几块石碑,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 让我们先看《麴斌造寺碑》 象麹斌造寺施入一类的现象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从留传下来的碑刻资料来看,在麹斌之前,有凉王沮渠安周造寺造像,并为寺院缔构常住财产, 当然,施舍者不限于王公大姓,普通百姓也多信佛,他们也是寺院经常的施主。阿斯塔那九九号墓所出《高昌侍郎焦朗等传尼显法等计田承役文书》记云: “次传张羊皮田地刘居渠断除桃一园,承一亩半六十步役,给与张武 “通事张益传:索寺主德嵩师交何(河)王渠常田一亩半,次高渠薄田六田半,承厚田二亩半,次小 “侍郎明荤传:汜寺主法兴左官渠俗役常田二亩;听入道役,永为 这里所记三条事项,第一项是张武 “次依卷(券)听张岑子买张永守永安佛图渠常田一分承四亩役,次买东高渠桃一园,承一亩半卅步役永为 显然,在这份文书里,土地买卖明白写出,而且要载明是“依券”而买的。可见“给与”不是卖,实即施舍。至于索寺主、汜寺主之获得上项田地,文书未言由何形式获得,但从上述买卖就写明买卖的例子来看,不大象是购买而得,倒有可能也是俗家施舍或别的什么途径得来的。不管怎样,张羊皮施地给寺院的事实可以确定,从名字看,张羊皮不是大族显贵,而是一般百姓。普通百姓对于寺院的施舍,在与麹朝年代相当的内地极为可见,麹氏高昌当然不会是例外。所以普通百姓的施舍也是寺院获得生产资料的一个来源。不过普通百姓财力有限,土地不多。他们的施舍在数量上当然不能与豪族大姓相比。 施舍之外,购买和租赁也是麹氏高昌寺院获得生产资料的重要手段。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所见寺院参加买卖交易活动的例子很多,其中阿斯塔那三七七号墓所出《高昌乙酉丙戍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下称《某寺月用帐历》)是比较集中反映寺院买卖活动的一件,今举有关各项于下: “得钱贰拾伍文,用买粪。”(26行) “粟肆斛捌斗,用买芳贰车。”(31行) “麦贰斛,用买 “□□,用买老壹洛 “麦伍斗,用买油。”(60行) “麦伍斗,买驴条索两具。”(60—61行) “麦肆□ “ 此外阿斯塔那八O号墓所出《高昌某寺条例粮食帐》,第二件1一2行亦有“ 高昌寺院租赁生产资料的情况见于阿斯塔那八〇号墓所出《高昌延寿元年张寺主赁羊尿粪、刺薪券》 “1.□□□□□申岁润七月竟日,张寺主 2.□□□真回二边任(赁)羊尿粪,要八月、九月任(赁)□ 3.□□壹车,此辛(刺薪)五车,要到舍。与严粟柒斛 4.□斗。三主和同立卷(券),事成之后,各不得返悔。”(下略) 张寺主向某二人边“赁”羊尿粪和刺薪,给了价,“赁”来后羊尿粪将作为肥料用掉,刺薪将作为燃料烧掉或作为饲料喂牲口用掉。这种“赁”跟赁田宅的情况完全不同。田宅赁来,只是获得一定期间的使用权,所有权仍在原业主手里,所付赁价不是田、宅的等价,只是为获得一定期间使用权而支付的报酬。而张寺主给的价,实即羊尿粪、刺薪的价值,所以这种“赁”本质上还是买。之所以叫做“赁”,可能是立券之时,所“赁”之物并未交付给买主,而要若干个月之后才交付。为防不虞,故立契券,同时也就把这种预买叫做“赁”了。 上述各项购买事项俱不包括买地。买地是否高昌寺院获得土地的一个途径呢?从出土文书看,麹氏高昌时期,土地买卖比较常见, 寺院获得土地的重要来源,除了前述得之于接受施舍外,还得之于政府的授田。这个问题,实质上是麹氏王朝曾否实行均田制或类似于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据阿斯塔那七八号墓所出贞观十四年手实残卷和若干麹氏高昌时期的土地买卖文书,推断麹氏高昌实行了均田制,北魏以来行之于内地的受田规定早为高昌政权所采取。 “法祐下:大司马自田卅九亩六十 “赵里贤寺自田十亩半王阿勒寺〇一〇 “□寺自田六亩,橘寺田七亩裴寺四亩张玄隆寺” 以上大司马(寺)、赵里贤寺、□寺下各登录了自田。按“自田”一词在唐代敦煌籍帐上经常出现,学者对之解释不同,我设想自田包括于均田制中,只是反映同一户下各段地的相互关系;或以为自田是均田制之外各户原有的私有地。由于唐代敦煌籍帐中的“自田”都是在记载某段田地四至的场合下出现的,所以上面两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而出现在高昌寺院田亩帐某些寺院名下的“自田”,其旨显然不是要借以表明同一寺院各段土地的四至情况,这里在寺名之下注明自田和非自田的数量,目的是合理征收各该地段负担的官绢。很可能自田和非自田计田纳绢的数额是不同的。因此,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自田和非自田的区分,恰可印证均田制(或类似的授田制)的施行。自田是均田制之外的私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