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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部、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社区矫正工作在北京、上海和江苏等六个省市的城市和有条件的农村城市进行。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加快我国行刑社会化的进程,尽快与世界行刑社会化趋势相衔接,更有利于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过渡,使其尽早融入社会,获得新生。但是当前开展该项工作,仍面临诸多新情况,有待于我们研究、解决。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对此项内容的规定近乎空白,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实体的不适应。如从现在看来,社区矫正不应由公安机关来执行;对罪犯的社区矫正不应仅限于进行监督考察,而应包括对罪犯的教育改造,社区矫正的对象过窄,社区矫正缺乏强制力等内容。二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对于社区矫正管理中的有关规定过于原则,责权不明确,需要作出更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目前在试点中所反映出的在程序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1)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手续多、效率低。对试读、半监禁等审批程序、权限等缺乏规范要求。(2)对本地判处的管制、缓刑人员和外省市裁定或批准的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信息不能及时送达到监管地区,以致监督帮教工作滞后,一般情况下,监管地区1个月左右才能收到法院的通知,有的接到通知时管制对象已经期满。在外省市批准的,监管地区接到通知的时间周期更长;(3)对人户分离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的工作缺乏衔接,有的对象居住在外,监督管理仍然在户籍地,难以掌握情况 由于我国刑法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法律始终是以冷酷的面目出现,更难以使人们将刑罚执行与人文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司法实践中,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崇尚重刑,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观念仍然在我国有相当的市场,不少人怀疑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思想是行为的指导。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有的人在社区矫正的探索方面不热心,对管制、缓刑、假释等社区矫正刑种和相关刑罚制度的适用,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如我国1999年的缓刑适用率仅为14.86%,2000年为15.85%,2001年为14.71%。在押犯中假释的比例更低,2000年共假释23550人,假释率仅1.63%。 要将社区矫正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但是,由于缺乏专门的执行机构与执行人员,当前如上海市,只能做到“三点”:第一,严格材料接转手续,仔细检查出狱证明、释放证或解教证明,并列入重点人口管理范畴;第二,严格内勤入户登记;第三,建立监控档案,上报分局和检察院。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对社区矫正的真正执行实际上都未开始。公安干警警力不足而职责又不断扩大,对社区矫正的执行构成了严重的制约。 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行为和心理,使他们悔过自新,成为守法公民;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以上三项任务中,目前最棘手的是罪犯在社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难以解决。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 根据《通知》精神,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被明确规定为5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过去,对该5种罪犯行刑的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检察院为监督机关,但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这5种人的监督考察工作实际上难以到位。如缓刑大多处于脱管状态,法院对缓刑的宣告往往是“一缓了之”。这样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让人们特别是被处以上5种刑罚或行刑措施的罪犯,认为以上处遇就是放任不管,任其恢复“自由”。 为了使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收到预期的成效,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观念要更新。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目前社会公众从保障自身利益出发,反对使用非监禁刑的观念占有相当的份量。犯罪学和被害人学表明,每个人都是潜在被害人,都有可能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受害者,人们大都赞同对已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人施以重刑,将犯罪人监禁,防止他们再次犯罪。现在有些市民认为罪犯在社区服刑会对居民生活构成威胁,对社区矫正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要对此多正面宣传,营造一个全社会善待社区矫正的氛围。其次,司法机关必须克服两种观念。一是“不为”观。有的担心对罪犯判处非监禁刑有“放纵罪犯”之嫌,认为只有将犯罪人处以监禁刑,才能剥夺罪犯犯罪能力。还有的出于对公、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