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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自由权的法律保护 法律是一种稳定的工具，控制失控的权利是一种抑制器。 ———博登海默 保护的基本权利, 除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之外, 人民法院就公民通信相关情况调查取证没有法律依据。互联网搜索结果显示, 类似情况近年来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作为司法者的法官, 难道此类履职的行为违宪?窘迫、尴尬之余, 笔者不由得想进一步思考和探讨问题的根源。 一、 通信自由权和调查取证权 2009及2010两个年度, 笔者因职责所需先后两次到两家不同的通信企业调取当事人的相关通信资料均遭拒绝。通信企业的理由很简单, 宪法赋予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 通信自由权属于人身自由权, 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第40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因此, 通信自由权包括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是指公民自行决定通过合法通讯手段与他人正当交流信息而不受干涉、妨害和限制的权利, 及公民对其不想为他人所知的通信相关信息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通信秘密得不到保护, 则通信自由无从保障。通信自由权在性质上属于私权利。 调查取证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或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和职责。其权力渊源及最完整体现是《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款, 而不是宪法第126条。 二、 解决公权与私权的冲突 从表面上看, 通信企业拒绝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所表征的通信自由权和调查取证权之间的冲突, 是通信企业与人民法院对法律认识的不同:法院认为, 调查取证权是审判权的当然内容, 宪法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的审判权, 三大诉讼法又明确赋予其调查取证权,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应有义务协助;通信企业特别是电信企业则认为, 宪法第40条通过列举方式明确排除了法院对公民通信进行检查的权力, 即便《电信条例》增加了国家安全机关作为检查公民通信的主体, 但同样也没有赋予法院该项权力,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突破宪法。 而从性质上来看, 通信自由权和调查取证权之间的冲突, 是私权利和公权力冲突, 是私权与公权的较量。通信自由权属公民人身权, 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调查取证权是司法机关的一项公权力。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公民基本权利作为私权利, 其经历的是一个不断上升的缓慢过程;而自人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后, 国家权力作为公权力, 在国家机器的护佑下总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总具有一种不断扩张的特性。解决二者之间冲突的办法, 蕴含着社会对公权与私权轻重的衡量。 这种冲突, 究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一是科技的进步使得通信手段不断更新,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便捷和多样化, 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离不开通信, 案件当事人交往的大量证据留存在通信企业;二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 使得作为纠纷处理机关的人民法院社会地位愈发凸显, 司法权逐渐开始膨胀;三是法律愈来愈多地进入并调整人们的社会生活, 国家立法不断增多, 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法律相互之间又缺乏协调统一性;四是隐藏在立法背后的部门利益之争, 是司法机关与垄断企业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冲突:通信企业敢于向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叫板”, 表层上是执行部门立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深层上还有怕因提供相关信息给法院后当事人找麻烦的担忧, 这涉及企业自身利益;法官、法院调查取证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 是为了履行职责、查明案情、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但对调查取证范围的扩大行使总不免表征着司法权的膨胀欲。 三、 冲突可以消除 (一) 法治社会的基本权利保护应是私权的保障 如前所述, 通信自由权和调查取证权之间的冲突, 在性质上是私权与公权的冲突与较量。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 必须确立和坚持限制公权、保护私权的基本原则。相对于其他先进法治国家而言, 我国的公民基本权利问题还很落后, 发展还很不完善, 因而亟需倍加培育及呵护。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于保护公民自由, 公权力作为强权, 总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 总具有不断侵犯私权利的趋势, 因而需要加以规制, 使其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具体到解决通信自由权与调查取证权之间的冲突, 我们应以保护通信自由权为重, 合理规制调查取证权。 (二) 通信自由权在《电 通信自由权和调查取证权之间的冲突, 直接原因是通信企业与人民法院行使权力所依据的法源不同。调查取证权的法源为三大诉讼法, 《宪法》第126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