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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样山我是怎样做一个名字的故事 王欢（以下简称“王”）：首先，我想我的名字在斯拉夫人中很少见。这是爱沙尼亚的名字吗？。 焦尔采·斯塔夫雷斯基 (以下简称“焦”) :不是阿尔巴尼亚名字, 不过你说的对, 这个名字确实很稀少, 很多斯拉夫人都不知道怎么读, 甚至在马其顿好像就没有别人叫这个名字。我都不知道我妈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在想什么 (笑) 。不过说到这个名字其实还有故事, 因为跟很多巴尔干地区的人一样, 我们的家族血统都是乱七八糟的, 我爸那边其实是改过姓的, 之前是个土耳其的姓“德尔维什”, 因为后来他到塞尔维亚生活, 这个姓氏太过伊斯兰化了, 就改了名字。但是我老家是个特别崇尚基督教的村子, 我们家大概是唯一有着穆斯林姓氏的家族吧。根据我表哥的说法, 我们家族是两个世纪以前从土耳其移民过来的, 定居之后他们也改宗信基督教了。虽然我本人是个无神论者, 但是我对这种巴尔干式的“乱七八糟”一直很感兴趣。其实我妈嫁给我爸之前根本不知道他这边是土耳其裔, 后来发现了她还挺崩溃的, 不过她一直拿这件事开玩笑, 比如她说如果我外公知道我嫁了个土耳其人一定会掐死她的 (笑) 。这件事儿就是特别典型的巴尔干风格。 不过这个名字确实惹了很多麻烦, 各种电影节上我的名字对记者或者主持人来说都是“不可读”的……我的希腊制片人告诉我这个名字翻成希腊语根本读不出来, 所以没法做宣传……于是我在想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笑) , 还好我不是演员, 否则我真要改名字了。 王:你是如何对电影感兴趣的? 焦:实际上我本来是学数学的。我小时候, 曾经是马其顿全国数学竞赛的获奖者, 我还参加过物理和计算机的竞赛, 那时是15岁, 还是总统亲自给我颁的奖。我高中时候上的也是马其顿最好的学校, 之后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 而且是个很好的学生, 平均分能拿到9.78 (满分10分) 。不过, 大三那年我陷入了个人危机, 对人生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学的东西都没有意义, 特别抑郁。其实本来我过得挺好的, 但是突然我就崩溃了。后来我想起来,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周围的人都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我好几个朋友都去了国外做研究, 比如斯坦福、哈佛, 但是我还呆在马其顿, 跟我妈住在一起, 我不能丢下她自己出国。所以我对自己说, 多尝试点新鲜事物吧, 后来我就选了电影。虽说我也算是喜欢看电影,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读小说, 不是那种每天都要看两三部的影迷。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学电影, 就去图书馆看了一些默片, 我真的特别喜欢它们, 并且从其中的限制性找到了感觉。比起小说来电影的手段非常有限, 尤其这些默片, 对我而言他们简直是“极简主义”的艺术品。作为一个数学和物理的学生, 改行学电影是挺困难的, 我的理性总是和我内在的“阴暗面”搏斗 (笑) , 对电影我也是挺分裂的, 我既喜欢强情节的电影, 也喜欢那种没什么情节的艺术片。学电影这件事把我妈吓坏了, 我高中的物理老师在我们毕业十周年聚会的时候还找我谈话, 说“你疯了吗?你本来可以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科学家的, 现在你要去做个混混儿了?”不过我还是从大学退学了, 去了申请了FDA (Faculty of Dramatic ArtsSkopje) 。 当时我遇到了一个很赏识我的教授, FDA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教授弗拉基米尔·布拉热夫斯基 (Vladimir Blazevski) ;正好1999年赶上电影学每四年一次的招生, 我准备考试的时候看了好几百部电影, 默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还有很多南斯拉夫的经典电影,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真正喜欢上了电影。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学电影制片的, 我们组了一个朋克乐队, 就是他劝我试试学电影的。我还记得我当时喜欢的是德莱叶 (Carl Theodor Dreyer) , 《圣女贞德蒙难记》 (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 1928) 、《吸血鬼》 (Vampyr-Der Traum des Allan Grey, 1932) 等等, 对他使用特写的方式印象特别深。对我而言, 德莱叶的电影实在太有力量了, 他能通过对贞德的观察, 深入到她的内心。当时我还看了茂瑙、格里菲斯, 当然还有伯格曼、塔尔科斯夫斯基、黑泽明等等。 王:FDA的电影教学体系是什么样的?你在那里学到了什么? 焦:在我看来他们的体系就是没有体系 (笑) , 典型的巴尔干式的“乱七八糟”。FDA每四年招一次生, 有导演、制片、剪辑、摄影等等专业, 每个专业只有五六个学生, 没有动画、声音、美术等等专业, 我们的美术都是找建筑学院的学生来做的, 表演专业是我们学校的戏剧学部来招的, 那边有戏剧导演等等专业, 表演专业是每四年招三次学生。学制是四年, 现在正在改成博洛尼亚体系的教学模式。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