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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侵权法上原告违法抗辩的司法困境 正如非法合同可能无效，但不一定无效。根据普通法律，原告的违法行为可以作为拒绝提起侵权诉讼的理由。 一 《民法总则》第133条 从逻辑上讲,若可提起抗辩的违法类型越少,那抗辩适用的范围就越小。因此,在讨论限制违法抗辩适用问题时,其首要方法就是考虑如何限制得以提出抗辩的违法类型。我国《合同法》第52条和《民法总则》第153条将能影响合同(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限定为“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是这一认识的典型体现。 就侵权法上的原告违法之抗辩,有极端观点认为,任何违法,不论其严重程度如何,均对侵权法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影响。这一观点无疑是取消了原告违法在侵权法上的抗辩地位,判例与学说也认为这一认识过于偏激。 事实上,就目前的判例而言,司法并未形成一致的区分标准。相反,判例在分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比如,将违法区分为重罪与轻罪、需要监禁的违法和不需监禁的违法、违反自然法的行为与违反成文法的行为、 二 依赖原则relicipercipers 若原告所提之诉讼请求须依赖其违法行为为基础,当被告提出违法抗辩后,法院就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便是依赖原则(reliance principle)。依赖原则最早是在Bowmakers Ltd.v Barnet Instruments Ltd.案 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正如亚当斯(S.M.Waddams)所言,依赖原则的逻辑基础其实是不明晰的。 三 违法抗辩时的损害与损害的关联 所谓关联论(proximate cause)是指在援引违法抗辩时,要求原告的违法与其损害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换言之,仅存在原告违法是不够的,能够作为抗辩事由的须是那些与原告的损害有关联的违法行为。 (一) 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行为 在National Coal Board v England案中,法官指出,在侵权诉讼中,若被告要以原告的违法进行抗辩,那被告的侵权行为至少得有助于双方所追求之违法目的的实现。很明显,上述限制思路是以双方存在共同违法行为为前提的。在实践中,如何判断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双方违法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必要步骤并不容易。比如,在Godbolt v Fittock案中,原被告一起去农场偷牛。当两人驾驶牛车去市场出售时,驾车的被告竟然在车上睡着了,后发生事故,原告因此受伤。但此后原告的赔偿请求却因被告提出的违法抗辩而败诉。法官专门指出,被告的抗辩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双方追求的违法目的的实现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 一旦对“必要步骤”的判断采取了宽松认识,那就难免会诱发不当扩大违法抗辩适用范围的风险。因为间接关联也会被纳入其中。换言之,可称为是违法目的实现之必要步骤的,并不必须是违法行为本身,也包括了那些在违法目的之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偶然行为。 (二) 原告的损害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因此在一些案件中,时间上的临近性就被作为限制违法抗辩的一项理由。所谓时间上的临近性是指被告的侵权行为正好是在原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实施的,两者在时间上临近,因此原告的损害可以视为是自己违法行为的结果。但在很多时候,原告的违法行为与被告的侵权行为并非同时出现,二者可能会出现时间差,此时如果按照时间上的临近性来分析,被告就不能以原告的违法进行抗辩。但若真的如此认识,其后果绝非妥当,而且判例也未必采用此种认识。比如,在Smith v Jenkins案中,原被告合谋抢夺了他人的钱包和车钥匙,并利用钥匙盗走该汽车。事后被告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原告受伤。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却仍被法院驳回。因为法院认为原告的违法占有、使用汽车的行为与被告的过失驾驶行为之间仍然存在足够密切的关联。 (三) 明原告的违法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被告要以原告的违法进行抗辩,就必须证明原告的违法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相反,如果原告的违法行为不是导致其损害发生的原因,被告就不能以原告的违法进行抗辩。 1. 原告的违法行为为 按照广义认识,原告得否就被告的侵权行为获得赔偿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参与了违法行为。换言之,原告的违法行为只要是损害发生的必要原因就可适用违法抗辩。广义因果关系识别方案对因果关系的要求较低,因此在个案中就很容易获得满足,从而导致出现不当扩大违法抗辩适用范围的可能。 2. 违法抗辩的适用范围的不当扩张。在一般意义上认为,被告 按照广义解释,只要违法行为构成损害发生的必要原因就可援引违法进行抗辩。与此不同,狭义因果关系理论认为,违法行为仅仅是损害发生的必要原因仍不够,只有当违法行为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和有效的原因时,被告才可据此进行抗辩。 与广义论相比,狭义因果论的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限违法抗辩的适用范围,但却仍然存在不当扩大违法抗辩之适用范围的风险。比如,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