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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刑释人员融入社会因素之分析 社会融合的概念来自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自杀理论。欧盟在关于社会融入的联合报告中将社会融入定义为：“能使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且有权利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社会福利。”国内学者则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融入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陈成文教授通过对社会融入的四个必要条件分析后指出“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群体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结合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现实境遇，借鉴国内外关于社会融入概念的界定，本文将刑释人员社会融入界定为刑释人员通过监狱改造和自我调整，能动地融入社会生活并适应社会生活，与社会其他成员和谐共生。因此，刑释人员的社会融入，主要是通过监狱的改造和其自身的努力，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帮助其融入社会，减少其再犯罪的可能性，让刑释人员由一个“监狱人”顺利过渡为“社会人”。 一、 分析罪犯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一） “监狱化”“自由刑”“国家刑 监狱希望通过一系列监管改造手段使罪犯养成遵规守纪意识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通过政治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劳动改造等手段，使罪犯认罪悔罪，养成健康心理，拥有一定的谋生技能重新回归社会。但在监禁的状态下，监狱的固有属性会使罪犯产生“监狱化”的问题，这会阻碍罪犯的再社会化进程。监狱化是指罪犯接受监狱的规则、习惯和一般文化的过程，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在其经典性的著作《监狱社区》中提出来的。美国犯罪学家莫顿认为，将罪犯置于监狱加以改造，以期其能适应社会生活，就像将人类送上月球以学习适应地球生活一样的荒谬。美国法学家巴特勒斯也曾经说过：“将一个罪犯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情，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其成为一个模范公民，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监狱虽与西方监狱有本质的区别，但在自由刑的行刑模式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中国监狱在改造罪犯中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上述学者指出的问题。可见，监狱化与监狱的目标追求是背离的，罪犯在监狱改造中被“监狱化”是影响罪犯社会融入的不利因素之一。 （二） 刑释人员个人因素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自身的性格因素是导致其难以融入社会的一大障碍。比如，自卑的心理和行为。很多刑释人员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觉得自己存在道德品质上的污点。在面对社会公众时，总觉得低人一等，不敢抬头做人，这样的心理状态导致刑释人员畏惧参与社会互动，消极逃避与社会公众的接触。产生自我封闭、自卑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次是防备的心理和行为。很多刑释人员因其受挫的社会经历，在与社会接触的时候，常常有多疑、敏感、不信任人的情况，具有很明显的防备心理。这种心理导致他们不愿意与他人接触，或与人接触时不能坦诚相待。这种消极的状态容易滋生压抑感、孤独感。最后是对抗的心理和行为。刑释人员远离正常社会群体，使其较易与他们有着相同经历或者相同习气的人结成一个群体，他们在群体中能得到认同，在社会、人生等问题上容易达成共识，这使他们难以正确地认识社会，难以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社会认知扭曲导致无法找准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容易产生强烈的社会对立情绪和行为。 刑释人员个人的其他因素也会对其社会融入产生影响。以云南省某监狱2020年底的统计数据为例：1.文化程度方面，在押罪犯文盲半文盲占押犯数7.3%，小学占36.4%，初中占42.6%，高中及以上占13.7%。文化素质偏低是影响其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因素。2.捕前身份构成方面，农牧渔民、无业、其他人员占押犯数95.1%，干部、工人、教师、个体、公司职员等占4.9%。捕前身份和其就业谋生技能、拥有的社会资源有关，也是影响因素之一。3.年龄构成方面，35岁以下占押犯数53.5%,36岁以上占46.5%。多数在押人员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形成，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难以改变，也是影响社会融入因素之一。 （三） 刑释人员社会保障难以落实 云南省某监狱走访调查和监狱“回访调查函”的反馈情况显示，不少地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往往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和身份证明，到司法所报到后，就进入放任自流的状态。多数地方的安置帮教政策并无具体资金支持和人员、技术保障，安置帮教部门和监狱甚至所在村委会（社区）对刑释人员影响力、约束力非常小。究其原因，在于刑释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目前，对刑释人员的社会保障主要参照执行的是2015年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司发[2015]8号文)。在该《意见》的指导下，虽然各地安置帮教刑释人员的工作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意见》的法律地位较低，无法全面覆盖和有效监督。加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制约了刑释人员社会保障工作的贯彻深度和覆盖范围，难以对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