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艾滋病社区矫正对象的精细化监管.docxVIP

我国艾滋病社区矫正对象的精细化监管 近年来，随着世界疫情的迅速传播，中国的疫情感染率有了显著提高。鉴于艾滋病致病机理、治疗方式及预防防御的特殊性，如何妥善处理艾滋病犯罪人员的刑罚执行问题一直是司法难题。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工作从推行至今仅十余年时间，整体工作尚处于摸索和改进的阶段性过程中，对艾滋病社区矫正对象的“细化监管”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但这显然不能适应“社区矫正对象”与“艾滋病人”两个概念群体潜在交集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存在进一步完善此项制度设计的必要性。 一、 提出问题 （一）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用药情况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第一季度新发现的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同性性传播、性接触加注射毒品传播及注射毒品传播占据了96.1%。此数据与2017年相比波动不大 截至2018年8月31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接近85万例，报告死亡25万余例 （二） 告“死刑” 因目前尚无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问世，一旦被感染则基本被宣告“死刑”。这也是人们谈“艾”色变的最终原因。鉴于此，美国、瑞典、英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将故意传播艾滋病判处重刑，并已有众多判例 我国于1988年首次出现艾滋病犯罪的报道 二、 艾滋病毒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难度分析 （一） 建立恶性流行病的筛查和报警系统 我国现列管社区矫正对象已达126万人 （二） 针对性、可操作性差 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业已通过的《社区矫正法》虽在第24条中作出了“根据裁判内容和社区矫正对象的性别、年龄、心理特点、健康状况、犯罪原因、犯罪类型、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实现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的规定，且相对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效果”丰富为“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表现等情况”以实现对矫正方案的适时调整，但该条款仍系原则性的指导规定，未有具体可行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仍缺乏实际操作性。目前各地运行的相应实施细则，都未对“矫正方案”做深入描述，缺少对特殊传染病服刑人员的差别化管理规定。因无明确规范依据，在实际矫正中对艾滋病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策略或与其他矫正对象“一视同仁”，或对艾滋病心存恐惧而不知对其如何妥善监管。特别是面对以艾滋病为“护身符”、虽不构成犯罪或治安管理处罚却屡犯监管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仅仅依靠“教育”“训诫”“警告”而缺少中间制裁措施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便陷入要么处罚无力度、要么不处罚不合理的尴尬境遇。久而久之，势必造成一部分艾滋病社区矫正对象愈加难以监管，严重削弱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最后影响刑罚执行体系双轨运行的协调发展。 （三） 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 一方面，根据《社区矫正法》和现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法院对需要调查其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相对人进行调查评估，供决定社区矫正时参考。可见，调查评估的发起权和效力决定权掌握在法官手中，而调查评估的实施者和矫正工作的执行者却是司法行政机关。实践中，带有“社区意志”的评估报告常常并不被法官采纳，依旧将评估报告认为不适合在社区服刑的艾滋病罪犯宣告缓刑或判处管制。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具有暂予监外执行情形的罪犯予以社区矫正，而根据《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伴有需要住院治疗的机会性感染”的规定，艾滋病当然属于保外就医的严重疾病范围。我国《看守所条例》第10条也同样作出了对“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不予收押的规定。在关押成本、过度收容以及考核指标等多重压力下，监所将艾滋病罪犯视为“烫手山芋”，往往依据上述规定对其予以暂予监外执行或不予收押，将部分艾滋病罪犯推入了社区矫正环节。 （四） 职业暴露的概率 研究表明，受艾滋病病毒污染的锐器刺伤和黏膜暴露感染的概率分别为0.30%～0.40%和0.09%，感染概率虽低但一旦发生职业暴露并非都能幸免 三、 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校正质量的路径选择 （一） 防艾滋心理犯罪 这里应包含两个宣传层面——一方面是提高社会未感染人群防范艾滋病的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则是降低社会公众对已感染人群的社会排斥程度。前者目的在于控制甚至降低社会艾滋病群体的感染体量，后者在于营造社会关怀和公众包容的氛围，阻断艾滋病服刑人员反社会心理，帮助其再社会化的顺利完成。对于重点宣传对象的选择，需对农村人口、老年人以及无业人员等予以重点关注；对披着商业外衣的“黄赌毒”行为应予以严厉打击，摧毁“黄色艾滋”的传播温床；在艾滋病疫情严重省份应加大禁毒宣传力度，保持对涉毒犯罪的高压态势，稀释甚至瓦解接触毒品的犯罪情境。此外，青少年时期作为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小初高及大学生的性取向、性观念和性道德的教育问题应是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