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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研究 一、 提供方式的转换:从政府-社会合作到公民-居民 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核心，在实施有效的治理和维护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众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如何高效地为社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城市治理者需要面对的关键性议题 在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正在经历一个巨大转型。由于服务的低效,传统的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城市的社区公共服务已经不再由政府直接提供,转而通过政府向市场或社会组织进行购买提供 在行政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都存在或多或少问题的情况下,政府-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理性的替代性选择。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行政化力量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吸纳社会力量加入社区治理,提供公共服务 二、 关注的问题 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公共服务如何提供,是许多中国研究文献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著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所言:“原体制的消解、新阶层及其需求的出现势必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政府主导: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 行政化供给模式即政府等行政化力量直接或通过项目制等手段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模式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具体包括两种形式。第一,基层政府和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正如霍莱特(Howlett)等人的政府工具(government tools)研究所提示的,在面临不确定环境时,通过行政力量直接提供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基本方式 (二) 行政化供给模式与社会化供给模式的互动 社会化供给模式主要是指行政化力量以资金的形式资助社会化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区基金会和社区微项目两种模式。第一,基层政府和社区通过扶持社区基金会提供公共服务。社区基金会是指社区居民为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而成立的资金蓄水池 通过梳理现有的模式可以发现,虽然从学理上看,行政化供给模式和社会化供给模式可谓泾渭分明,然而现实中两者其实已经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化力量和社会化力量之间是如何互动的?行政化力量是通过什么机制动员社会化力量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本文将通过上海市C街道的区域化党建案例,系统展示行政机构通过特定的方式和手段,吸纳驻区单位加入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和机制。在展示具体机制之前,为了使本文的讨论更加完整,我们首先分析社会化力量加入社区治理的原因。 三、 行政化治理之噬 尽管目前的社区治理改革呈现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南京模式”和“江汉模式”百家争鸣的态势,但是行政化治理依然是中国社区治理的主流模式。无论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汉的社区治理结构如何进行边际调整,街道 行政化治理在公共服务上的突出表现便是由政府机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直接向广大社区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服务的提供者是政府公务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实际上,如果没有行政化力量提供的公共服务,有些社区的居民也无力自我服务或者聘用专职人员提供服务。例如,上海世博会前夕,上海市G社区党总支和居委会整合核心党员和社工力量每周四开展“清洁家园”行动,清理小区卫生死角 从服务专业化角度来说,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或许可以提供环境整治等专业化要求略低的公共服务,但是一旦公共服务的专业化要求提高,例如居家养老等,体制内的社工便会束手无策 从治理资源有限的角度来说,体制内工作人员的时间、精力、资源毕竟都是有限的,如果每项服务都由行政化力量兜底,那么这将使得其治理资源更为捉襟见肘。从体制合法性角度来说,行政化力量承担的责任越多,居民的期望值可能就会越大,一旦无法实现居民的期望值,行政化力量的合法性将可能降低。这就是行政化治理之殇———政府、党组织和居委会通过兜底提供公共服务,反而加剧了自身治理资源的短缺。针对于此,政府设计出项目制,希望集中有限的资源,实现对特定地区、特定领域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但这种模式无法全面复制到所有领域和地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强者和弱者之间的马太效应 社区微项目贯彻的是一种政府出钱、社会出力的原则,政府和社会的角色在项目运作中泾渭分明。然而,行政化治理和社会化治理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割的,在中国社区治理的转型期必然存在中间形态,例如上海市各街道不断吸纳驻区单位参与公共服务供给。那么,行政化力量如何将社会化力量整合进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框架内?行政化力量和社会化力量是如何互动的?下文将通过上海市C街道的区域化党建案例,详细展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中行政化力量和社会化力量的关系。 四、 项目制与权力清单 项目制和地方公共服务的项目化运作近来成为研究热门。尽管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社区的项目运作,但是城市政府也通过项目制提供公共服务。与项目制相比,权力清单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