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安汉书遗址出土的汉代陶器.docxVIP

崇安汉书遗址出土的汉代陶器 陶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工具，在考古装备研究中是最大的变化。本文对福建出土的汉代陶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文献目录的提示，探讨了汉代和越南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福建汉代陶器,从时代上划分,可列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 (一) 文化特性及文化内涵 以崇安汉城遗址的发现为大宗,其次是闽侯庄边山汉墓群,还有其他地县为数不等的出土资料。 崇安汉城遗址,于1958年调查发现,翌年作局部试掘,在城址的北部发掘一座建筑基址,出土陶盆、缽、罐、三足盘、盒、香薰(原报告误作豆)等二百余件器物 崇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品种丰富,很有代表性,类似的器物,在城址附近的三姑、万家山、平山等遗址以及福州、闽侯、浦城、邵武、建瓯、建阳、武平等地也都有发现 1.胎质,以羼细砂的泥质灰色硬陶为主,还有泥质红硬陶和粗砂灰硬陶,绝大部分火候较高,胎质坚硬。 2.装饰手法,基本分为拍印和刻划两种。拍印纹流行方格纹,保留先秦印纹硬陶的传统,印痕清晰,刚劲有力,布局整齐;还有少量以方格纹为衬地,戳印方形几何图案或文字符号。刻划纹以水波纹、弦纹、篦点纹习见,还有绹纹、瓦纹、锯齿形纹、栉齿形纹等,一般都有两种以上的纹饰组合,作风细腻工致。 3.制作工艺,大器都是盘筑成形,内壁指抹痕迹明显,口、颈部经慢轮修整。中小器一般快轮成形,器表轮旋痕迹明显,制作规范化。多平底器,少见圈足器和三足器。肩腹部多附有对称的宽带状或兽首状耳系。多带有器盖。 4.造型,可分为“闽越式”和“汉式”两大类。 (1)闽越式陶器,器形有匏壶、瓿、提桶、瓮、罐、缽、小盒等(图一),均为中原和北方地区完全不见或罕见,地方色彩浓厚,与西汉“南越式”陶器形制作风大多一致。如Ⅱ式匏壶与广州西汉前期墓出土的Ⅰ型1式匏壶相近似 闽越式陶器与南越式陶器无论器形、纹饰、作风以及记号等都具有较多的共同特征,甚至胎质、硬度、制法、焙烧、火候等方面也是一致的,但同时还存在着明显的个性差别。造型方面,南越式陶器除平底器外,还常见三足器和圈足器,闽越式陶器则多见平底器,少见三足器和圈足器。装饰方面,南越式陶器流行以各种几何图形的戳印图案作为主纹、用方格纹作地纹相衬,这种做法也许是吸取中原汉式铜器传统的主地结合的装饰手法而来。所以认为是汉越文化融合在陶器花纹上的反映 关于福建地方出土的陶匏壶,有的同志把它与中原地区出土的投壶相提并论,认为 (2)汉式陶器,器形有釜、甑、盆、盘、三足盘、盅、鼎、香薰等(图二),在中原以及其他地区汉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铜器或陶器中,可以找到雷同或近似的形制。釜,与满城汉墓出土的V型铜釜相近似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圈足盘(即盘)、三足盘、Ⅱ式盆、盅、鼎,汉文化特征比较显著;釜、甑、Ⅰ式盆、香薰除受汉文化造型影响外,与广州西汉前期墓出土的同类器物一样,还保持比较浓厚的地方色彩。 闽越式和汉式陶器在胎质、花纹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的风格,没有存在根本的区别,仅在器物种类上有所不同,应当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由上述资料的分析比较表明:这个时代大体是在西汉的早期至晚期。相对而言,闽越式陶器的多数年代可能趋早,汉式陶器的多数年代可能趋晚,晚期也可能使用了早期的器物。需要强调的是,在崇安汉城遗址中,这两类陶器的年代还与城址的兴盛年代相一致。关于城址的年代,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三说:西汉武帝至王莽时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陶器以及福建其他地方出土的相类似陶器,尤其是闽越式陶器的大部分,其使用的上限可能至秦汉之际(下文论述的闽侯庄边山汉墓群出土陶器也可提供佐证),下限则持续至西汉晚期。 闽侯庄边山汉墓,经前后两次发掘,墓葬形制都是竖穴土坑式。1960年发掘的一座,出土陶鼎、豆、壶、瓿和琉璃璧等十件器物 (二) 东汉福建的汉越文化 主要是闽侯、福州、光泽等地发现东汉墓葬中的出土资料。 闽侯荆溪庙后山东汉土坑墓,1959年发现,出土釉陶罐、筒形罐、匏壶、陶灶、罐、瓮形罐和铁釜等器物(图四,1、3、7、8;图五,6、7、9、10) 福州洪塘金鸡山东汉土坑墓,1975年发现,出土釉陶香薰(原文误作滤器)、簋、碗和陶耳杯、缽、罐及五铢、货泉、铁剑等器物(图四,2、5、6;图五,1、2、3) 光泽止马东汉土坑墓,1983年发现,出土釉陶罈、陶壶、釜和青铜鐎壶、铁釜等器物(图四,4、9、10;图五,4、5、8) 这三座墓葬出土的陶器,具备共同特征:胎体一般是经过淘洗的细泥,呈灰黄色,火候较高,器表多挂青褐色釉且易脱落,质量类似早期的青瓷器,少数羼有细砂,呈灰黑、橙黄等色,但胎质仍很坚硬,只有个别火候较低胎质疏软;器表一般为素面或拍印细密的小方格纹,纹饰印痕浅不甚清晰;器物形制,少量仍保留地方特色,承袭西汉晚期的风格,如福州金鸡山墓出土的灰陶缽、罐,与崇安汉城类型的闽越式同类陶器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