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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认同看广西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 先秦时期，广西是西瓯和瓯越先民的居住区，其社会处于独立发展的过程中。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始有中原人进入广西。秦汉时代以来直至明清时期,广西的民族关系,首先或主要地表现为壮族及其先民与中原汉族及其先民的关系,其次是壮侗语诸民族与南迁的瑶苗民族的关系、瑶苗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继而是壮族与先后迁居广西的回、京、彝、仡佬等民族的关系。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时期里,历代封建王朝实行了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广西的民族关系经历了从“徼外”走向统一、从冲突走向磨合、从磨合走向和解、从和解走向融合、从融合走向团结的曲折发展过程,其中的文化认同是广西民族关系从磨合逐步走向融合与团结的重要原因,并且对新中国建立后广西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广西“四个模范”的巩固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 秦汉的岭南社会形态 广西地处我国五岭山脉南部,南面濒临北部湾,西南面与越南接壤,西北依云贵高原,秦代以前,史书称为“徼外”之地。壮族及其先民(包括广西的侗、仫佬、毛南、侗、水等同源民族及其先民)是广西的原住民族。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5~2万年以前,以柳江人、来宾麒麟人为代表的古人类已经在广西各大江河流域劳动生息繁衍,开启了广西的早期历史。到了距今约10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步由江河两岸扩大到远离江河的丘陵平峒地带,目前广西各地发调查发现了4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桂林甑皮岩、柳州大龙潭、南宁豹子头、邕宁顶蛳山、长塘,横县西津、秋江等遗址;中期的钦州独料、资源晓景等遗址;晚期的隆安大龙潭等为代表的大石铲遗址。根据体质人类学的考察与研究,广西地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与新石器时代人类有着继承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先民们相继发明了石器的磨制技术,发明了原始农业和人工栽培稻的种植、饲养家畜和陶器的烧制等,并且从“依树积木的‘巢居’”过渡到埋柱架楹、营造离地而居的干栏式房屋居住,过上了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聚落。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知,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处岭南的广西已同内地或东南沿海地区有了联系和交往,广西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和有肩石器,与相邻的湖南、广东、福建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反映了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商周时期,岭南越人与中原内地的关系日趋密切,出现了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间的交往。越人已翻越五岭进入中原,向商周王朝上贡方物珍宝,商周王朝则回赠各种青铜器礼器;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已传入岭南,并为岭南越人所掌握,开始铸造青铜器,出现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和象征权威标志的铜鼓,其社会已发展进入方国时代。但总体而言,先秦时期,岭南地区虽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壮侗语诸民族的先民社会仍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发展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50万大军,开始了统一岭南的战争。经过“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艰苦征战,最终统一了包括今广西、广东和越南中北部的广大岭南地区。秦统一岭南后,推行封建郡县制,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并且把南征的数十万大军留守岭南各地要塞,还将中原居民迁往岭南“与越杂处”。这是中原汉族进入广西之始,打破了今广西原住民族长期独自居住与发展的历史格局。这是广西从“徼外”走向统一的开始。 春秋战国以至秦朝时期,广西原住民族史籍中称为西瓯、骆越两大族群。西瓯、骆越属当时我国南方百越族群集团居住在岭南的两个支系。据研究,西瓯族群主要居住在今广西红水河以北地区,今桂北一带是西瓯的主要聚居地,是抗击南征的秦朝军队的主要力量;骆越主要分布于红水河以南地区,今南宁一带是骆越人聚居之地。秦朝时期广西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驻守的秦朝大军和徙居岭南的中原移民与当地原住民族西瓯、骆越人的关系。由于秦始皇在派兵统一岭南的过程中,在今桂北一带与当地的西瓯部落发生激战,这场秦瓯之战先后持续了四五年多时间,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西瓯部落统帅译吁宋在激战中被秦军斩杀身亡。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客观上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是封建的统一,并且是采用武力手段完成的,当秦军进入今广西北部一带时,立即遭到西瓯部落的奋勇抗击。面对秦军的强大攻势,未曾防备且组织松散的西瓯部落猝不及防,很快就被秦军所击溃,只好退入高山密林间。西瓯部落及时调整应对秦军的战术,重新集结起来,推举新的首领,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利用高山密林作掩护,频频夜袭秦军营地及其后勤供应线,不适应南方山地作战的秦军则枕戈待旦,疲于应付,陷入被动挨打、“进而不得退”、“粮食绝乏”、“宿兵无用”的困境,秦军主力在这种对峙和消耗战中遭到重创,造成了“伏尸流血数十万” 二、 从冲突走向违规操作,巩固南越国政权 南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