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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52年，格洛伊木伊根和莎拉首次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的概念。然而，由于现代哲学的“存在主义倾向”，认识论的研究性质难以完善，社会认识论在哲学领域并未取得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 社会认识论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并且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1987年《综合》 (Synthese) 出版“社会认识论”专利, 施米特首次在哲学意义上阐释了社会认识论概念。几乎与此同时, 富勒创办了第一份社会认识论专刊《Social Epistemology》, 随后, 包括劳斯、戈德曼、凯彻尔在内的众多学者纷纷展开社会认识论研究。国内大约与西方同时展开社会认识论研究, 其中以欧阳康、景天魁、陈嘉明等学者为代表。双方开展了频繁而畅通的学术交流, 使中国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水平基本上与国际同步。国内社会认识论研究从研究之初的学科架构、概念界说、原理论证走向了专题研究。但随着哲学研究中认识论的退隐及其他因素, 当代中国社会认识论研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困境, 如何在这块学术土壤中深耕细作, 生长出既有中国特色又具国际水准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成果, 是以欧阳康为代表的国内学人孜孜不倦的学术理想。“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本文通过评介当代西方社会论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趋势, 以期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论研究的论域开拓与层次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认识论在秉持对传统的个体认识论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批判的同时, 发展出了诸多研究领域, 流派纷呈,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 一、 社会认识论的学科层次理论基础一 社会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组织知识的社会生产, 即社会认识论应该关注于知识生产过程的组织, 通过科学民主的认知分工实现特定的知识生产目标。社会认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关于知识的社会生产、组织、分配和消费的理论, 而社会认识论学家则需要承担起知识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富勒一方面站在社会化立场反对个体认识论, 主张知识的形成在多数情形下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也认为由于不同的认识活动参与者的知识背景、认知能力、兴趣旨向和利益立场的差异而导致认识活动的困难和交往的障碍。作为哲学的社会认识论, 则具有协调不同学科之间、不同认识立场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功能, 是知识生产的组织者与协调者。 在知识的社会生产与组织论看来, 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向专家学习、信赖权威和集体环境塑造建构出来的。其次, 知识生产不是单纯的文化传递, 在一定意义上, “知识生产是一个‘经济学的’过程, 它意味着某个生产者拥有更多的知识, 而另一个生产者获得更少” 从知识的社会生产与组织的视野考察社会认识论, 目的是为知识管理提供方法和决策指引。知识决策的前提是承认和重视社会认识论中规范性的作用, 实质是对知识生产和组织的预测与诊断, 核心是处理好专家与新手 (layman) 的关系。专家权威的合法性辩护首先需要经受“政治化”的考验, 即将专家意见 (认知权威) 置于新手与大众的质疑和批判之中, 然后再“去政治化”, 维持对专家意见的支持与信赖。因此, 作为社会认识论的知识决策的目的是实现知识参与的大众化、知识管理的民主化、知识决策的科学化和认知权威 (cognitive authority) 的合法化。 二、 真的性社会认识论 求真认识论 (Veritistic epistemology) 是戈德曼在其代表作《社会世界中的知识》中提出来的。戈德曼认为社会认识论有社会的维度和求真的维度。之所以有社会的维度, 其理由是:与传统的获取知识的个体化路径相比, 它强调通往知识的社会化路径;社会认识论并不将其自身限制于孤独个体上, 它往往关注于特定社会集团或者组织;社会认识论充分考虑集体的或者具有合作性质的实体。之所以具有求真维度, 是因为在戈德曼看来认识论是对社会实践进行求真性价值分析的学科。作为求真性认识论, 既关注知识 (通常知识被理解为“弱”意义上的真信念) 也关注作为其对立面的错误 (虚假的信念) 和无知 (真信念的缺乏) 。求真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是:与错误和无知相比, 哪种实践活动对知识具有相对积极的影响?个体的求真认识论考察的是个体化的、理念的、非社会实践的问题, 而社会的求真认识论考察的是社会实践问题。社会认识论正是根据求真维度来评价特定的社会实践活动 求真性认识论的意义在于根据其求真性后果来评价社会实践活动。戈德曼提出了基本的求真性价值和工具性的求真价值。诸如知识、错误和无知这类信念状态具有基本的求真性价值, 而推动或妨碍实现基本求真性价值的实践活动则具有工具性求真价值。基本的求真性价值有两种进路, 一是相信、拒绝 (不相信) 和不作判断的三元图式;二是信念等级图式。如主体S对命题Q进行求真性价值分析时, 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S相信该命题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