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对身份的现代主义追问论仫佬族作家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docxVIP

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对身份的现代主义追问论仫佬族作家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 陈晓明是广西三名直接现实主义剧作家。 小说的故事很简洁。山区农民李四60岁生日那天盼望他那三个在瓦城工作的孩子回家庆贺他的生日。但他的孩子都没有来。李四很愤怒,觉得孩子们早已把他忘记了,带上身份证自己上了瓦城,希望用这样的特殊行为引起孩子的想法从而记起父亲的生日。他先是到了大儿子李瓦家,李瓦虽然奇怪父亲为何上城,但也未深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天是父亲的生日。之后李四又分别去了女儿李香、小儿子李城的家,没有一个孩子理解父亲的用心。李四在万分伤心的状态中遇见了小说叙述者的父亲胡来,一个捡垃圾的老头,两人一见如故,话很投机,酒逢知己,喝得大醉。第二天两个醉醺醺的老头打算去找李四的孩子算帐,没想到路上遇了车祸,捡垃圾老头命归黄泉。在无知与慌乱中李四将死者胡来的名字报成了自己的名字并在火葬场要回了死者的骨灰。李四为了教训自己那三个不孝的孩子,将捡垃圾老头的骨灰和自己的身份证送到了女儿李香家,造成了自己死亡的假象。结果李四的儿女信以为真,立刻举家护送“父亲”的骨灰返乡,到家才知父亲进城是为了让孩子们庆贺父亲的60大寿,结果自己不孝,使父亲在极度痛苦中出了车祸。祸不单行,在万分痛苦和恼怒中,李四的妻子也一命呜呼。李四的三个子女在忏悔和痛苦中安葬了“父亲”和母亲,卖掉了山里的房子,回到了瓦城。于是,等李四闻知孩子们返乡消息再赶回山里时,才得知妻子已死、房子已卖,他的出现则被村里人视为鬼魂,李四只好在哀痛中回到瓦城。回到瓦城后小说的叙述者多次试图对李香的女儿艳艳说明事情的真相,并让李四写了一封说明真相的信,但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引起了李四孩子们的警惕,他们认为是有一个捡垃圾的老头想利用自己与李四相像的外貌弄一笔钱,于是他们与警察一道找到李四,让李四出示身份证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李四拿出的却是捡垃圾老头胡来的身份证。后来李四多次潜入他们的房间将自己的遗像摔碎,并将自己过去写给孩子的信与那封说明真相的信放在碎玻璃上,试图唤醒孩子们的记忆,但一切徒劳。李四的孩子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父亲尚在人世,他们甚至以为所有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是已逝父亲的显灵,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内心恐慌。一次,小说叙述者亲自找到李瓦,试图再次说明真相,结果遭到李瓦和警察的暴打。最后,李四去到法院,想控告孩子们不认自己,仍然遭到拒绝。李四被警察推出法院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儿子李瓦和女儿李香,警察将李四抓到李瓦面前,李瓦对李四说“你是不是疯了?”李香在一旁说“肯定是疯了!”李四在愤怒和绝望中给了两个孩子各一个巴掌,然后,撞向了一辆飞奔而来的大卡车。 几乎所有批评家都注意到小说中那个身份证。这个道具在小说中不仅起了重要的情节作用,而且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就情节功能而言,李四在车祸现场将死者胡来报成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又将身份证与胡来的骨灰一同送到女儿家这样的相关举动成为一个关键细节,这个行为导致李四失去了证明自己身份的依据并造成了子女对其“死亡事实”的坚信。与此同时,李四下意识地将胡来的身份证作为自己的身份证,强化了其子女确认他为捡垃圾老头身份的先入为主的意识。还有,身份证在小说中还充当了帮助李四和小说叙述者打开李四儿女家门的工具。以至于李四惊奇“身份证竟然还有那么大的用处。” 任何社会,身份对于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传统社会人的身份主要取决于先天出身,现代社会人的身份依凭个人现世努力。但是,由于社会复杂程度的不同,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确认身份的方式有所不同。传统社会是小型简单社会,是伦理社会,是熟人聚居的空间,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也是政治秩序,约束个人行为的伦理规范,也可以用来维系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伦理社会依赖于软性的伦理规范、传统习俗调节社会关系,所谓“万证不如熟人证”。现代社会是大型复杂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是政治社会,依赖于刚性的法律规则、制度安排保证社会秩序。费孝通称前者是礼治社会,后者是法治社会。 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理性的一种非常形象的表现形式。它也可以表达为人证不如物证。推向极端我们可以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高度物化的价值体系。个人既不能被自我证明,也不能被他人证明,而只能被物证明。这样说似乎是在对现代理性进行批判。但我们必须冷静地意识到:现代理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就好像身份证制度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试想,如果取消了身份证制度,现代社会将陷入一种怎样混乱的局面?当然,本文的意图并不是讨论现代身份证制度是否合理。在这里,我试图表达的是,正是在这种高度合理的现代理性的支配下,非常荒谬的局面发生了:父亲向子女证明自己的身份,也需要借助身份证。或者换一个说法:子女证明父亲不是自己的父亲,其依据是父亲没有能说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身份证。 这个荒谬的局面实际上修改了身份的意义,它将身份的现实主义定义修改为现代主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