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等韵的介音.docxVIP

论等韵的介音 关于上海的三个押韵存在介音，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中古的四等韵是否有介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存在着分歧。高本汉 (1925) 在构拟中古音时, 认为四等韵和三等韵一样有[i]介音, 而三等韵区别于其他等的特点是声母的j化。高本汉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 就遭到不少学者 (陆志韦1947、李荣1956、邵荣芬1982、李新魁1984、李如龙1984、潘悟云2000、唐作藩2002等) 的反对。他们根据《切韵》的内部证据、域外对音和方言材料来证明四等韵应当没有介音。李荣 (1956) 根据反切上字分组趋势跟切韵的声韵配合情形, 以及梵汉对音中四等韵一向对“e”不对“i”, 认为在《切韵》音系中四等没有[i]介音, 主要元音是[e]。邵荣芬 (1982) 补充了更多梵汉对音的资料来论证梵汉对音中四等韵对“e”。李如龙 (1984) 和潘悟云 (2000) 分别从闽语和汉越语论证中古四等韵没有介音。梁亚东 (2006) 则通过观察日语汉音来证明中古四等韵没有介音。李、邵之后, 学界多认同四等韵无介音。但近年来有学者根据新的材料重新提出, 四等韵应当有介音。比如郑张尚芳 (1987) 、Michel Ferlus (2014) 从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过程中推论四等韵应当有介音。刘广和 (2002) 则根据梵汉对音材料, 指出从后汉三国到唐朝, 四等字一直存在着对译梵语有介音的音节的现象, 且这种现象呈扩散趋势, 说明四等字的[i]介音在后汉三国到唐朝期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尉迟治平 (2002) 根据隋初唐诗文用韵中同用的关系推论一等无介音, 二三四等应都有介音。丁邦新 (2007) 从四等韵合口音演变的音变规律、汉越语中重纽四等字的读音、梵汉对音的四等字以及魏晋南北朝四等字押韵的趋势等方面, 提出《切韵》四等韵当有[i]介音。张玉来 (2009) 在分析等韵图内外转时, 提及四等韵有介音能更好地解释等韵图内外转的含义。 本文拟对四等韵有无[i]介音问题进行补证, 以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添砖加瓦。 一 关于“拉格尔”的拟音 文学创作对于押韵的需求是促使韵书产生的因素之一。虽然相比诗文用韵, 韵书对音韵的剖析更为精细, 所谓“欲广文路, 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 即须轻重有异”, 但若想解决《切韵》中的问题, 我们也不能够脱离诗文用韵的材料。 根据王力 (1936) 、周祖谟 (1987) 、尉迟治平 (2002) 等学者对中古时期诗文押韵的研究, 三四等都是同用的多。邵荣芬先生虽然认为四等韵无介音, 却也不能不承认三四等韵在诗文用韵中的紧密关系。邵先生曾统计隋代韵文押韵的情况, 现抄录如下: 可见三四等韵通押的次数比独用的多。 往前追溯, 统计南北朝的三四等独用及通押次数, 可以看出三四等通押现象相当普遍, 以至周祖谟先生、王力先生归纳诗文韵部时, 都将三四等并为一部:。 统计南北朝三四等独用和通押的次数如下所示 由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三四等在韵文中关系十分密切。邵荣芬先生看到了这一点, 指出“从隋代韵文押韵的情况看, 和四等相配的三等韵的主元音似乎和四等的相同”。但是他认为四等韵没有介音, 因此将四等的主元音拟为[?], 将和它相配的三等韵的主元音写作[?]。邵荣芬先生用“押韵不够严格”和“有些方言里三、四等也许已经合并”来解释三四等通押的问题, 但这样的解释有些勉强。 首先, 南北朝诗文用韵分部已经与《切韵》相近, 分韵不可谓不细。王力先生指出, 用韵的宽严, “似乎是一时的风尚”, 汉魏晋宋用韵宽, 齐梁陈隋用韵严。当时风气讲究用韵严, 按照邵荣芬先生的拟音, 豪[ɑu]肴[au]、肴[au]宵[i?u], 都是细微的差别, 而当时的诗人都可区分, 同样是主要元音的差别, 宵[i?u]、萧[?u]难道就无一人可分辨其差别, 乃至在诗文用韵中皆通押吗? 其次, 诗文押韵都在一摄之中, 那么同摄的韵主元音和韵尾都相同或相近。邵荣芬先生的《切韵》韵母音值表, 无四等韵的十一摄中, 各韵的主要元音都相近, 通押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综合分析邵先生对有四等韵的五摄的拟音, 似乎四等和一二等字很难押韵:“齐[?i]”“咍[ɑi]”、“先[?n]”“寒[ɑn]”、“青[??]”“庚[a?]”、“豪[ɑu]”“萧[?u]”、“谈[ɑm]”“添[?m]”。实际上在诗文押韵中, 四等韵与一二等韵押韵的例子不少, 所以邵先生对这五摄的拟音可能不够准确。 至于“有些方言里三、四等也许已经合并”一说, 首先, 从韵谱上看, 三四等的通押并不受地域的限制, 因此可能它反映的并非是方言中三四等合并的现象。此外, 我们从历时的角度来看, 远溯至两汉、魏晋, 三四等通押的现象都一直存在。根据诗文用韵, 如果三四等主元音不同, 就很难解释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