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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拉辛的悲剧世界观 20世纪中期，拉辛成为法国批评人士的中心。以莱蒙·毕加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批评家“搜集了有关拉辛的身世、教育、创作、社交、仕途、家庭等方面的十分详尽的资料”,对拉辛展开“外围批评”。以夏尔·莫隆为代表的精神分析批评家则认为:“拉辛的悲剧实际上只有两个人物,即母亲和儿子,父亲的形象是母亲形象的一个侧面的男性化,儿子则一分为二,或为怀有爱情的儿子,或为作见证的儿子,前者试图摆脱母亲,寻求自己的爱情,而后者具有政治和道德意识。前者是自我,后者是超自我,整个戏剧就在这两者与母亲的关系的变化中运动。”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批评家则孤立地研究拉辛作品中的人物,探讨作品中各种人物所构成的结构关系以及人物作为一个符号所表征的观念。以吕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则“在拉辛的悲剧中辨察出一种反复出现的结构:人,世界和上帝”,“这就是拉辛戏剧中的悲剧观。” “世界观”(world vision)是戈德曼解读拉辛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戈德曼认为世界观是一种群体意识,它一方面凝聚着这个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群体与其它群体进行思想交锋的一面旗帜。悲剧世界观(tragic vision,简称“悲剧观”)则是世界观的一种具体类型,它是由隐蔽的上帝、世界、悲剧人三种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所谓“隐蔽的上帝”其实就是指一种代表绝对真理、绝对正义、至善的价值观念。悲剧世界观所面对的世界比较糟糕,绝对不可能让悲剧人的内心得到满足,但是对于悲剧人来说想要掉头不顾、超越于世界之外也是不可能的。悲剧人在对待世界时只能选择一种态度:“处于世界之中,但不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being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拉辛早期思想的来源 悲剧世界观与拉辛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这要从诞生这种悲剧世界观的社会土壤说起。17世纪的法国表面上似乎蒸蒸日上,但是实际上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法国对外战争的花费使国库亏空惊人,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筹钱,以至于最后把政府官职明码标价以换取财政收入,社会的腐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冉森教派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它“以高傲的姿态抨击了不公平的社会”,这个小教派“妨碍了耶稣会,使教会难堪,国王恼火”(米盖尔219-220)。但是冉森教派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中有一批支持者,其信徒中更是有一批文化精英,拉辛和帕斯卡尔就是冉森派教徒中的杰出人物。悲剧世界观就是凝聚冉森派教徒这个社会群体的群体意识。群体中所有成员的思想意识都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悲剧世界观,但是悲剧世界观只有“在思想家或诗人的意识中能达到概念或感觉上最清晰的高度”(戈德曼21-23)。戈德曼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我们只有通过对拉辛和帕斯卡尔著作的研究,才能清晰而完整地辨认出悲剧世界观。拉辛正是在这种语境中进入了戈德曼的视野。 戈德曼把拉辛置于冉森教派这个社会群体之中加以考察,认为冉森教派的思想发展与实际遭遇对拉辛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拉辛早期的创作似乎处在这种影响之外。戈德曼认为,1664年上演的《忒拜依德》(La Thébaide)和1665年上演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是两部和冉森教派的任何宇宙观完全不同的”作品(戈德曼610)。在冉森派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拉辛早年的创作与冉森派的思想为什么没有任何关联?拉辛以后的戏剧创作为什么与冉森派思想联系紧密?对此戈德曼没有解释,我们只能说拉辛早期的创作处于戈德曼研究视野之外。 拉辛的创作与冉森教派的关联只是在1667年以后才建立起来。根据戈德曼的研究,1637年至1669年是冉森教派悲剧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在分析这一阶段冉森教派的思想时,他特别强调了1638年前后安托万·勒梅特尔的退隐。安托万·勒梅特尔是一个青年律师,当时“已经取得国务秘书敕书并受到掌玺大臣塞吉埃庇护”(戈德曼157)。戈德曼认为安托万·勒梅特尔的退隐是这一时期冉森派思想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勒梅特尔不仅拒绝——如同直到1669年时始终追随他的许多隐修者一样——狭义的和通常意义的尘世生活,而且拒绝一切社会的职责,即使是教会的或是修道士的职责也不例外;所以1638年以前的退隐既不是悲剧性的,也不是冉森派信徒的退隐”(戈德曼145)。显然,戈德曼把“拒绝世界”视为这一阶段冉森派思想的核心。“拒绝世界”在精神层面上的表现则是坚守至善的价值理想。当拉辛在1667-1670年间创作《安德罗玛克》(Andromaque)、《布尼塔尼居斯》(Britannicus)、《贝蕾妮丝》(Bérénice)这三部作品的时候,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冉森派思想。 冉森派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变革也在发生变化。1661年,在马扎然去世后不久,路易十四就发布了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在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