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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质量提升的新思考 1 从三普到七普:中国人口普查的历史新阶段 第七全国人口调查（以下简称“七普”）是在中国人口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点的关键时期进行的。这也是中国建立“200世纪”历史交叉点之前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通过七普获得的包括人口总量、结构、分布等在内的全面、详实的人口数据，为我们摸清人口“家底”,从而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制定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规划，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人口普查与其他各种人口调查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普遍的(全面的)调查”,不需要再依据抽样比对总体进行推断。也正是由于人口普查具有这样的特点，因而衡量其质量高低的最核心指标是“漏登率”,也称“漏报率”。新中国成立至今共进行了7次人口普查，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没有公布漏报率。从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文简称“三普”)开始，历次人口普查均公布了漏报率。 三普于1982年进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伊始，整个社会还基本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人口流动比较稀少，政府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巨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广大人民群众也高度配合政府的调查，使三普得以顺利开展，且获得了较高质量的数据结果。三普结束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漏报率仅为0.056%。国际上一般把漏报率是否超过3%作为衡量人口普查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准，漏报率低于3%的普查均属于质量较好的普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几次人口普查的漏报率基本都在1.5%～3.5%之间。中国三普的漏报率如此之低，大大出乎联合国人口司和国际人口学专家的意料。他们研究考察了中国人口普查的实践，并高度评价了中国人口普查的质量控制经验。 按照一般的逻辑，有了三普的组织经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文简称“四普”)的质量本该比三普更好一些。但是，由于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流动距离越来越远、流动频率大幅度提高、流动时间(即离开户籍地的时间)越来越长，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群众对入户调查的配合度逐步下降，进行人口普查的难度大大提高。其结果是四普的漏报率不仅没有进一步降低，反而比三普提高了0.014个百分点，达到0.07%。随后在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文简称“五普”),漏报率更是达到惊人的1.81%,是三普漏报率的32倍多。虽然按照国际标准，五普质量仍然属于“高质量”的范围，但漏报率上升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高，还是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中国人口普查质量的深深忧虑。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文简称“六普”)时，为改善流动人口的登记质量，国家统计局对调查技术和方法做了改进。以前调查时，调查员需要先根据调查对象在现居住地居住的时间来甄别其是否是流动人口，然后再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调查，而六普则采用了“不问居住时间长短，见人就登，登记后在户籍地和现居住地之间核查，去掉重复”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流动人口漏登的问题，使六普的质量大幅度提高，漏报率降到0.12%。2020年七普的漏报率则进一步降低，在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提高到3.76亿、普查难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七普的漏报率陡降到0.05%,居然比三普的漏报率还低，创造了中国人口普查的历史新低(见图1)。我国历次人口普查质量都比较高，但七普能够把漏报率控制在0.05%,显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成功。七普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普查历史上漏报率最低的一次普查，比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普查质量高得多，是达到世界一流质量水平的一次普查。 2 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 在人口大流动、大变化的背景下，七普能够取得如此高质量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除此之外，也与此次人口普查采取的一系列新方法、新措施密切相关。 家庭户和集体户数据收集 700余万名普查人员告别了过去“纸表手记”这种效率不太高、质量容易受影响的数据采集方式，改用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深入数以亿计的家庭户和集体户采集数据并实时直接上传。这种方式不仅方便、快捷、高效，还有效地避免了数据在记录、传输、汇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报(即数据不符合逻辑)、丢失、更改等问题，从而很好地提升了数据质量。 第二，七普查员的登记 普查对象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互联网平台自主填报相关信息，而不是必须通过普查员进行登记。这种方式降低了普查人员的工作量，也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对于普查工作灵活性、隐秘性等方面的需求。一方面确保了数据的高效采集、直接上报和实时核准；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群众对普查的配合度。 与相关部门的行政记录比对校验 七普首次将居民身份证号码纳入普查登记项目，这使得入户调查得到的数据可以同公安部门户籍登记、卫健部门妇幼统计等在内的多部门行政记录相挂钩，彼此间实现了各取所长、互通有无、查漏补缺。具体而言，在七普调查过程中，普查员搜集到住户的信息后，需要与相关部门的行政记录(如户籍登记记录、出生分娩记录等)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