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视角下《末次大陆》的乐观主义批判.docxVIP

启蒙视角下《末次大陆》的乐观主义批判 1. 关于体育观的争论 威廉塞莱（1797-1851）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在19世纪上半叶，他经历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启蒙运动。作为英国18世纪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女儿,玛丽·雪莱可以说是启蒙思想的继承人,其作品确实带有明显的启蒙的印记。然而,她对于启蒙对人类和社会进步所寄予的乐观主义期待却敬而远之。18世纪,启蒙运动把欧洲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欧洲人成就宏图伟业的闸门,彼时科技飞速进步,工业大跨步发展,新思想层出不穷,民主革命浪潮此起彼伏,整个时代洋溢着“对人类和未来无限信任”( 然而,在小说《末世一人》( 2. 热情高涨的激情 大多数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是人类的特质。洛克在其《人类理智论》( 然而,在《末世一人》中,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信任在其中一个主人公雷蒙德(Lord Raymond)身上被颠覆。战斗英雄、曾任英国护国公的雷蒙德是启蒙开拓精神的典型代表,追求光荣伟大的事业。他曾不无自负地对叙述人沃尼(Lionel Verney)说,“当我成为英国国王,我的第一个战绩便是联合希腊,攻下君士坦丁堡,征服整个亚洲……拿破仑的名字在我面前都黯然失色,那些狂热的人们将……崇拜我的伟大,赞美我的丰功伟绩。” 雷蒙德起初为了爱人珀迪塔(Pertida)放弃了王权,但家庭生活的平静和单调却令他的权力欲重新膨胀,故而再次步入政坛成为护国公。在为国家大事奔忙的过程中,雷蒙德无意中和一直热恋着他的希腊公主厄瓦德涅(Evadne)重逢,并在情欲的诱惑下成为后者的情人。婚外情被珀迪塔发现后,未得到妻子原谅的他便开始不理国事,耽于享乐。之后,无所事事的雷蒙德又燃起了建功立业的激情,毅然出走希腊参与抵抗土耳其的希腊独立战争。他的军队节节胜利,一直攻到了被土耳其占领的君士坦丁堡城下。在雷蒙德看来,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城市,如若成功夺回,那必定会成就“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人类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功绩”(141),因此他把这次攻城看作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关键一战。 然而,胜利在望之际,这座古城里突发瘟疫,感染死去者甚众。沃尼劝说雷蒙德等到冬天疫情减弱后再进攻,但被激情操控的他不听劝告,在部下都畏惧疫病不敢上前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就闯入了城门。但此时的古城已变成一座空城,军功卓越的雷蒙德很快在一个爆炸中丧生,最终成为了自己激情的牺牲品。显然,由于瘟疫的介入,这样的“胜利”并没有带来雷德蒙期待的光荣。相反,它成为人类灾难的开端——雷德蒙打开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便扫除了瘟疫传播的屏障,之后瘟疫便随希腊军队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而传染整个欧洲,最后导致了人类的毁灭。在沃尼的梦中,雷蒙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幽灵,额头印着瘟疫的标志”,“充盈并包围了整个世界”(161)。可见,无论就现实意义还是象征意义而言,受激情奴役的雷蒙德都成为了瘟疫蔓延世界的始作俑者,由此可见,瘟疫就是他这种毁灭性的激情的隐喻。 回顾雷蒙德的一生,他就像是一个被权力欲、情欲、功名欲等欲望接连操纵的提线木偶,但却无力用理性去抗拒,只能任其摆布。这使他意识到,“激情的浪潮涌成海洋,而这源头却是出自我们的本性”(51)。扎根于本性的激情导致了雷蒙德自己的死亡,而由激情外化的瘟疫又摧毁了整个人类。这里显然是玛丽·雪莱对自负于自身理性能力的世人的警告——也许整个人类都无法摆脱被激情左右的危险。在她看来,人类虽胸怀大志,并有做出伟大壮举的潜力,但同时又受着固有弱点的拘囿。在此,玛丽·雪莱对父辈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信任和对人性趋向完美的美好期待进行了清醒的反思。 除了让理性失效的激情,小说中还多处暴露了人性的恶,同样给了启蒙对人类道德完善的过高憧憬一记沉重打击。借前国王的儿子阿德里安(Adrain)之口,小说描述了一场希腊—土耳其之间的残酷战斗,土耳其人被诛杀殆尽,两个希腊士兵强暴了一个穆斯林女孩,并杀死了营救她的爷爷。(128)通过暴露希腊(欧洲)人触目惊心的恶行,玛丽·雪莱暗示,自诩文明的欧洲人并不比东方民族更为高尚和自律,这种人身上的邪恶和非理性并未因为经过启蒙时代的洗礼而得以消除。 玛丽·雪莱用一场瘟疫来启示人们,理性不是万能的,人性中有一些无法根除的邪恶和弱点,人类道德也并非会一直进步。正如她谈到卢梭抛弃自己的五个孩子时所说:“(卢梭的教训)应当教会我们谦卑。即便如卢梭一般渴求美德的天才也会在榜样和环境的影响下无视最朴素的天性和良心的指引,可见,我们自己的判断是多么不可靠呀。”( 3. 自然的内在价值 大部分启蒙思想家受到18世纪欧洲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鼓舞,对人之潜能信心十足,对文明的进步也满怀期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