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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公式的康德式发展 一、 价值论的追溯论证 科尔斯戈德（cordo）同意了绝对命令最初公式在道德思维中的指导，但在他看来，康德绝对命令的人性公式比一般规则更有效。科尔斯戈德通过价值论的回溯论证, 把“设立目的的人性”等同于“有理性的本性”, 最后作为“价值的赋予者”。科尔斯戈德通过对康德人性公式的重构, 开辟了一条价值论的阐释路径。 论证 (1) :人性作为目的自身的论证:“理性本性”=“人性”=“设立目的”。科尔斯戈德在其《康德的人性原则》一文中, 提出了著名的价值论回溯论证, 她首先把人性作为目的自身进行论证。科尔斯戈德通过对人性概念的分析, 将“有理性的本性”与“人性”等同, 最后将人性解释为“设置目的的能力” 论证 (2) :价值论回溯论证:“人性的理性选择能力作为无条件的善”。科尔斯戈德进一步通过逆推或回溯论证的方法, 证明人性的设立目的和理性选择的能力。虽然偏好的对象、偏好和幸福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善, 但对无条件善的追溯不能止步于此。于是, 科尔斯戈德进入关键的一步论证, “即使我们在对有条件的经验回溯过程中不能找到无条件的条件, 但我们仍然作出善的选择并具有选择善的态度,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合理选择本身使它的对象成为善的” 论证 二、 人格中的人性 在康德伦理学中, 绝对命令并非在经验的大众道德哲学层面上找到, 而是在道德形而上学层面上。人性公式的基础, 并非像科尔斯戈德所解读的“设立一般目的”的经验人性概念, 而是能够设立“自在目的”的超感性本体存在, 即“人格中的人性”。这种超感性的自由存在, 使人能够从动物性、人性上升到人格性, 最后成为“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人格中的人性, 使人成为目的王国的“立法者”, 理性具有自我立法和普遍立法的能力, 按照自由观念行动, 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人性公式的前提和基础不是经验的“人性”, 更是道德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格中的人性”。康德的Ground II中, “人是目的”命题在绝对命令的人性公式中出现 在康德那里, 人性只是处于动物性和人格性之间的中间状态, 而人格性才是人的本性中更高的存在。科尔斯戈德和伍德过于依赖《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人性禀赋的解释来理解《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人格中的人性”概念, 对人格中的人性概念进行了经验化的理解, 把人格中的人性等同于广泛的人性概念。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 把人的本性分为三种禀赋, 动物性禀赋 (Tierheitr) 、人性禀赋 (Menschheit) 和人格性禀赋 (Persue56enlichkeit) 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存在意义上的“人格中的人性”, 并不只是狭义的道德心或良心的存在, 而是作为能够自我立法和普遍立法的“立法者”存在, 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即人的尊严和崇高所在。在从自在目的推演出人性公式的过程中, 康德进一步引入了有理性东西的意志属性, 即自由。在当代康德主义者们看来, 没有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人格中的人性”作为前提, 人在可善可恶的自由选择的理性能力基础上, 依然可以找到“人是目的”的基础。于是, 他们进一步把康德的自由观念理解为“自由决意” (Willkür) , 即可善可恶的自由选择的能力, 甚至把这种“中性之自由”作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本体之自由”。显然, 他们想通过这种去先验化和程序主义的方式, 弱化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但在康德这里, 自由意志的特征并非仅仅是一种实践理性设立目的或者可善可恶的自由选择能力, 即自由决意 (Willkür) , 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 (Wille) 特征更在于一种普遍立法意志, 正像绝对命令自律公式所表达的:“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 因此, 一切有理性的东西都把普遍立法概念当作立足点, 共同构建了道德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目的王国”概念, 在目的王国中, 每个有理性的东西既是“成员”也是“首脑”, “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当作工具, 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 三、 私权源于目的自身的理性价值 在康德那里, “人是目的”观念并非是去先验化的政治性抑或实践性概念, 它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具有一种理论性地位, 具有道德形而上学意义。为了回应康德绝对命令的形式化和抽象化批评, 无论是罗尔斯政治性意义上的康德式发展, 还是科尔斯戈德的实践规范性上的价值论解读, 都试图为康德的绝对命令辩护, 寻找“人是目的”观念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实践意义。但是, 当代政治哲学家和康德主义者在重新建构康德伦理学过程中, “去先验化”和“非形而上学性”的倾向非常明显, 他们有意弱化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背景, 将政治规范性和道德规范性建立在非形而上学基础之上。他们从康德道德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