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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身份、信息与行为 社会身份制度 人脸识别技术（通常被称为“面部清洁”）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中得到应用，不仅涉及公共服务场所和设施，还涉及个人服务行为。关于使用这一技术的法律、伦理与文化基础，迄今尚未在我国本土语境下得到充分讨论。 本文将详细讨论刷脸在身份认证与识别场景中的原理及其法律应对。第一节从宏观维度对比传统网格社会和现代网络社会中刷脸的不同功能，从而将刷脸定位为一种技术-法律制度过程，强调其是社会治理中身份制度的重要环节，而非简单的技术应用过程。第二节将讨论身份认证中的刷脸，认为认证的实现过程，从传统物理空间中的分布式(人们亲自持有各类证件到不同场景中的权威机构进行认证),开始转向虚拟空间中的数据集中化(数据库中已经储存相关信息，只需要远程确认)。人脸作为新型身份标识符，可能起到广泛的表面上去身份化的效果，嵌套在实名身份认证体系中的刷脸，实际上会促成社会中身份认证权力在横向与纵向上的集中，而这对于作为平台的政府和企业具有不同的意义。第三节将讨论行为识别和追踪中的刷脸，以及人脸数据能否作为基础身份信息加以使用的问题。刷脸事实上为数据主体在物理空间中开启了默认账户，这在事前和事后产生了不同的功能。人脸数据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需要进一步区分为公共安全进行的追踪和平台企业对个人行为的服务追踪，并提供不同的信息披露要求。第四节进一步讨论作为个人信息的面部数据在具体场景中的风险，认为表面上的去身份化仍然有可能在实质上掩盖并加强社会性身份歧视等不公平因素，而未经授权的刷脸也会促成合并更多场景的个人画像，从而为个体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深入不同的具体场景辨识技术使用的特定社会规范，防止通过刷脸形成的数据主体异化。 一、 作为身份和法律制度的延伸 (一) 技术逻辑：作为一种新型的“人脸识别” 尽管刷脸在当下数字时代更多地是与技术相互关联，但从社会性角度来看，人脸从来都是一种互相识别和验证的通用身份标识符。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们主要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通过声音和气味互相识别同类，而是认脸。 随着现代社会朝向陌生化和高度流动性转变，人脸的社会性意义开始受到削弱，人脸代表的对稳定小规模社群成员的认证意义，也被国家和单位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认证职能所替代。新的国族和社会身份取代了传统身份，并通过“证件”“证明”这类现代治理工具得以维系，最终通过法律加以确认，国家和社会的认证权力由此展开。 刷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新的价值，其技术层面逐渐凸显(带有机器色彩的“人脸识别”说法更为普遍)。机器算法取代了人脑，替代其他社会成员对特定个体的社会身份进行认证与识别，人与人的关系愈加生疏，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逐渐成为社会问题。通过快速登入账户与认证，无处不在的刷脸能够帮助在线交易和公共服务提升效率，成为一种极端的选择/退出机制和默认设置，而且还可能意味着(在成本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在每一个场景中的任何举动都需要认证身份、识别行为，并可被追踪。机器认脸的计算过程在逻辑上和人脑类似，即在比对面部数据的同时，访问含有该个体姓名、生日、身份证号码甚至犯罪记录等的数据库，将相关信息关联在一起做出决策。人机交互伦理和社会规范逐渐成为数字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 大规模刷脸的背后，也反映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构建。从法律治理和服务角度来看，在公共领域布置的公共视频监控终端，已成为智慧城市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延伸到城市管理的诸多方面；从私人服务角度来看，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刷脸应用，将不同的单位和组织连在一起，提供统一的支付系统(连带一般性的信息管理系统)服务。人机社会规范、新型基础设施与社会网络机制(如声誉评分、同侪合作、网络记忆、表情识别等)共同运作，辅助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正常运行，帮助降低流动性社会的交易总成本，有效应对社会失范现象，使得整个数字环境的可信程度大大增加，从而顺利地将传统的线下成员身份资格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转变为经由机器自动执行的线上信任， (二) 刷脸与网格的融合 从社会治理和法律治理的模式来看，上文提及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流动性社会的转型，也部分体现了从封闭网格(grid)到开放网络(network)的变化。 在网络化社会中，不同网格被吸纳进同一个流动性更强的高维网络之中，社会成员的身份变得多元，统一的跨越网格的数字身份认证替代了独立分散的验证措施。新的在线社会强调通过信息技术和社交网络的“连接”和“联通”,由此形成了“点赞文化”等声誉机制和社会机制。 下表将网络和网格中的刷脸及其特征进行了对比，能够进一步凸显不同场景技术-法律制度的治理意义： 网络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代表了“权力的眼睛”,可能会给社会主体带来压迫感，但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由于大规模流动性导致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难以短期形成均衡，从而很难让传统熟人社会中的各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