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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普适性美国的艾滋病毒研究 一、 公共民俗的用途 李明杰（以下简称“李”）：感谢你在很多忙里接受我的采访邀请，感谢你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前辈的病”、“疾病、流行语言和风险”的人。我一打开书,就看到您在题记中说,您把这本书“也献给康塞普申北湾(Conception Bay North)的人民以及在任何地方因疾病而蒙羞的人们”。显然,您分析的是一个真实的个案,我感觉与艾滋病相关的很多人,无论是患者、家属、医护人员,还是学者、政府官员、普通公民,都会很愿意去阅读它。这样一项受众广泛的研究,为什么归属于应用民俗学而不是公共民俗学呢? 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以下简称“戈德斯坦”):也许我要先谈谈什么是应用民俗学,特别是它与公共民俗学的区别。公共民俗学在美国举足轻重,因为约一半的民俗学者都在公共民俗学行业工作,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博物馆、州县的艺术委员会、文化遗产组织,甚至也许还包括旅游机构、与音乐娱乐和节庆活动相关的公共项目、音乐会和电视片等等。在美国,从事民俗学学术研究和公共民俗学服务的民俗学者各占半壁江山,也正因此,公共民俗学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1970年代早期,美国民俗学会试图建立一个应用民俗学的研究中心。公共民俗学与公共项目、策展、教育和保护等工作相关,而应用民俗学则有所不同,学者们通过提供技术和才能去解决各类不同的社区问题。比如说,有些学者研究传统食品,研究如何使得人们的传统日常饮食习惯有所改变,变得更为健康,从而帮助那些罹患糖尿病和其他与饮食习惯相关疾病的人群。这就是一个应用的案例。概括说来,某些问题由于某些原因,是可以通过应用民俗学来阐明的。再比如,我写《从前有个病毒》,关注的就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社区,聚焦那里有关艾滋病毒传播的民间信条以及如何理解这些信条并利用它们改善当地的状况,特别是改善那些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个体与社区的关系。 李:所以,美国学界所谓的“应用民俗学”是独立的,与公共民俗学有所区别的。但是在中国,近几年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情况有所引介后,公共民俗学的说法才开始普及,之前都笼统地被概括在应用民俗学之中。比如,应用民俗学在中国常见的定义是“以民俗为教育手段,干预生活、改造社会的学科,同时也是以民俗为开发利用对象,对其加以勘察、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学科”①,其领域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移风易俗、社会教育、商品开发、民俗旅游、文艺创作、群众文化活动、咨询服务、民俗陈列等,这就和美国占大多数的公共民俗学者们所做的事情差不多了。反倒是对您谈到的“应用民俗学”还感到较为陌生。您上面提到的那项艾滋病的相关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典型的应用民俗学的案例,它就是应用民俗学的方法去解决某个明确的现实问题的。可是,它也可以视作是学术性的民俗研究,那么,应用性的民俗研究与学术性的研究究竟有何不同呢? 戈德斯坦:实际上,差别在于写作的对象不同。如果你所做的是写给学术界的读者让他们明白一些问题的,那么就是学术性的民俗学;如果你做的是为了帮助某个社区,比如像《从前有个病毒》是写给学者的,但尽管这样,它还是利用民俗学技巧去帮助那些在困境中的人(那些被认为是社区里艾滋病毒问题来源的个体,艾滋病的叙事和故事都在说就是他们带来的流行病),所以还是属于应用性的。 李:我读过您2000年在《健康》杂志上发表的《当卵巢退休:女权主义与医学模式有关更年期的比较研究》②。您通过对更年期妇女互助组的跟踪观察,记录并分析这些妇女对自我感受的表述,证明对于像更年期这类没有统一且稳定的医学指标的疾患,患者建立网上或者实际的交流社区,对于了解、处置各自的病情都是极为有益的。这个结论对于那些已经或者还未加入“更年期病友圈”的女性而言,是很大的鼓励和启发。 戈德斯坦:是的,我们认为民俗学普遍地具有潜在的应用性,就看你怎么做怎么想。应用民俗学在具体案例中,需要思考的是,我的技巧能怎样帮助到这个社群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建议她们建立一个“病友圈”,大家可以分享经验,而不是由某位专家说了算;经验分享可以帮助成员定义自身的症状并形成基本的健康理念;还可以主动地帮助圈外的病友。 应用民俗学者使用最多的方法是在特定机构和社区,与平民百姓间进行沟通与解释。比如,患者可以举出诸如骨质疏松、舌头灼痛、体重增加、皮肤瘙痒、面部潮红、性欲减弱等多达32条的症状,但这些也完全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抑郁症或者糖尿病的表征。只有病友的实际经历和体会,才可以告诉医生这些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表征。再比如,患者对医疗机构诸如“发明新药片”之类的武断做法很不满,感觉这样过于“儿戏”,类似于又“发明了一种缺陷”;很多妇女很反感那些对于更年期病情及其治疗方案的宣传,认为忽视了她们身体的真实状况,也忽视了她们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处境的个体差异。这时候就需要民俗学研究者广泛采集“民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