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治理概念、功能与路径.docxVIP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治理概念、功能与路径 2018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农村振兴战略计划》（2018-2020），指出“农村繁荣是国家繁荣的，农村衰落是国家衰落的”。这说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如何从宏观理念、中观规则与微观技术层面认识乡村振兴, 是成功实施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在此之际, 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承办,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第三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于2018年12月1日在武汉召开, 围绕“乡村振兴的理念、规则与技术”主题, 聚焦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理念, 梳理治理逻辑和规则, 分享实践经验和操作技术。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及期刊界的百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以“县域治理与乡村振兴”为主题设置了大会报告, 以“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与治理逻辑”和“乡村振兴:操作技术与地方经验”为主题分别设置了两个分论坛, 专家报告与评议结合, 从不同学科视角和实践经验进行深入探讨, 确立了县域治理的基本理念, 明晰了乡村振兴的规则逻辑, 探索了实操技术的发展空间, 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了可行参照。 一、 治理理念混乱 理念确立是开展实践的前提。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点是县域层面的乡村治理, 但当前快速城镇化进程打破了县域原有的界限, 加上一些基层政府“运动式”的工作方式, 引发了治理的理念混乱。对此, 与会专家们表示应该重申乡村振兴中的理念和原则, 项继权教授指出, 就“治理”本身来讲, 重点不在于“治”而在于“理”, “理”意味着理顺关系, 同样意味着明晰它的道理。可见, 树立正确的理念对乡村振兴的实施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 治理具有价值属性 概念厘定是学术研究的基点。基于此, 多位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治理的概念, 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与乡村振兴高度关联的治理理念。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概念, 金太军教授区分了治理在中国和西方的两种语境, 指出不能对西方治理概念进行生搬硬套, 也不能在使用中随意添加重复概念造成理论误区。我国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它需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刘义强教授对乡村治理作了详细的历史梳理, 他认为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种郡县空虚的治理模式, 政权体系与基层社会连接不紧密, 治理有效与否依赖于中央政权的压力强度;近代以来政权下乡形成了榨取型治理机制, 导致农村的治理机制弱化和城乡二元分离;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形成了维稳维持型模式, 并未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开始转向发展型治理。 治理不仅具有工具性, 更应该具有价值性, 应该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关怀。项继权教授认为, 治理包含多重价值, 如多元参与、协同共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 不能把这些价值抽离出来而仅仅当做一个工具技术的概念, 研究和实践中应更多地关注到改革的方向性和价值性, 治理需要考虑到改革的方向感、干部的安全感、老百姓的获得感。肖唐镖教授同样认为应重视治理的价值属性, 并批评了当前一种对治理的认识误区———“技术型治理”, 即以追求治理技术的精细为最高原则, 放弃治理基本框架及其制度理念的修正和完善。因此, 应该把治理能力、技术的现代化更好地安置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框架下, 而不应该产生技术依赖和技术崇拜, 使“术”压倒“道”。 (二) 重新认识乡村空间 与学界对治理的多元化理解类似, 乡村也被视为一种具有多重面向和差异性的聚落。传统的乡村较为稳定和常态, 但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 乡村从稳定走向急剧变动, 经历了大规模的碎裂和重组。张小劲教授将这一趋势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政府行政命令为主的结构化拆分合并, 涉及县改市、县改区、行政村合并等;另一类是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自发的、零散型渗透, 是随着经济交往频繁、交通通信便捷化、居民生活圈扩大造成的相互渗透。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县域可以有空间、制度等多重概念, 乡村也可以有多重空间。刘伦文教授进一步指出, 从空间理论理解, 乡村是三重空间, 包括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这意味着乡村不仅是生产之地, 更是农民的生活之地, 农民需要维系社会交往、形成文化层面的凝聚力。吴理财教授把乡村社区视为一个社会概念, 认为它既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 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单位。 重新认识乡村, 不仅要从整体化、抽象化的视角去看待乡村的社会空间和文化承载空间, 更要认识到多种因素造成各地乡村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 正视这些差距和差异, 才能更好地认识乡村。吴开松教授指出, 我国各地农村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发展基础、农民素质、历史文化是千差万别的, 不能千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