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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和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城市社会系统中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形态和缩影。作为观察社会生活的独特“窗口”,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微缩单元, 是透视国家制度变革与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见微知著”的视角。随着快速城市化与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推进,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难度、广度、复杂程度等进一步加大, 面临着国家推动的制度与体制创新、社会组织机构和利益诉求多元化, 社区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数量急剧上升, 基层社会的分化与重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尚属新旧共处局面等诸多挑战。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 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 而且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步骤。 一、 城市社区治理的微观研究 社区的概念来自西方, 国外社会学界关于“社区”的研究, 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块。在理论研究方面, 着重研究价值观、道德、风俗等对社区中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影响;在应用研究方面, 各国社会学界都以本国为背景, 总结社区和国家、政府的关系, 社区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而提出各自国家的“社区模式”或“社区管理模式”。如果把社区治理看作是治理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实际运用, 那么国外城市社区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一个共性的规律, 即城市社区治理都是从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的角度出发, 由于结合的紧密程度不同, 社区治理的方式大相径庭, 主要可以概括成社区自治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类。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自1985年国家民政部倡导探索“社区服务”到1991年国家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 直到当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社区治理实践, 走过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 以西方社区自治理念为指导、以扩大社区自治为导向的社区建设实践, 主要是在社区直选和自治结构上进行新的探索, 出现了盐田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海曙模式等以自治体制为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但是这种自治导向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并非完全抛开政府, 而是合理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扩大社区自治组织的权限。如成立社区事务工作站, 承接政府的行政事务, 从而分担居委会的行政职能。 进入新世纪,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野转向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具体问题。因为“缺乏对当代经验的研究正是社区治理论难以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才引发“对城市社区治理微观研究的极度追究”。 第一, 在研究理论上的多元化、多视角。主要运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选择理论、利益相关者模型、合作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国家的视角与地方性知识、自治与行政关系理论以及西方各种民主理论, 等等。 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悄然呈现出从宏观理论推演到微观事实研究的趋向, 个案分析渐为学界所青睐, 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国内外模式和经验分析为主的案例分析、比较中外不同区域社区建设机制的比较方法、对各地涌现出来的典型经验和出现问题进行深度剖析的调查研究, 以及对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和指标构建的数据分析等不断涌现。如:郑杭生等关注到“社会复合主体”这种创新型构架的杭州经验;杨敏注意到杭州上城区通过网络平台, 建立“双维社区”的创新经验;黄卫平从党政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分析了“深圳南山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毛军吉以深圳构建新型社区为例, 对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新探索等。 第三,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 割裂式的分析话语逐渐被互动合作所代替。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有学者指出, “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 这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实践, 又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 第四, 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杨敏从基层社区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向基层社区的不断“下沉”中, 得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称之为“社会治理的社区化”趋势。 整体而言, “政府与社会良好的协同治理离不开作为两者联接点的社区”, 二、 社区治理体制的现实需求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亿万居民的切身利益。在创新社会治理,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如何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解决政府部门与社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等问题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之间存在的“堕距”, 福州市鼓楼区着力推行“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 创新“135”城市社区工作机制, 重在以治理运作机制的创新来弥补政府与社区在体制方面的不足, 不失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 探索其做法与启示, 对于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和巩固基层政权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 社区党建带社建 “135”社区党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