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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与香港宪制发展 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律的庆祝活动和展览继续在这里举行。从政府到人民，我们都在寻找这个实用的宪法体系。 “借来的时间, 借来的历史”, 梁美芬博士在其著作《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后记” 2016年初, 香港公民党发表《十年宣言》, 以玫瑰色历史记忆与恋殖倾向彻底展现香港反对派精英对“借来”之时光与历史的内在认同与流连。 撇开主权回归与“一国两制”的宏大叙事, 我们赫然发现, 香港依然是一个严密的普通法社会, 一个延聘“外籍法官”、适用普通法地区判例以及在法理体系上努力与西方保持一致的高度自治型社会。 一、 香港:文明冲突的本质决定 1997年, 香港回归, 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体系画上句号。参加回归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在当天的日记中黯然神伤, 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但1997年, 大英帝国并未完全“撤退”, 其文明与制度遗产长期作为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及有效制度因素而发挥作用。中国关于香港回归的宏大历史叙事与政治宣传, 甚至香港基本法的精心构造, 都不可能取代香港既有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其制度体系, 而只是在其上笼罩了一个主权性的法理与宪制顶层。 我们用“一国两制”来描述这样一个奇特的宪制秩序, 两制清晰而分明, 甚至“井水不犯河水”, 但“一国”在香港法律体系内部究竟具有何种法理意涵和制度效能, 成为香港回归以后悬而未决的重大议题。香港回归以后的多层面冲突均与“一国”在香港社会的模糊性有关, 而香港基本法上的中央管治权如何有效且有机地植入并作用于香港自治法律体系及香港社会, 成为中央治港无法回避的宪制瓶颈。 香港基本法在港实施的20年, 正是香港作为一个普通法社会缓慢启动精神回归的20年。2014年白皮书及2017年张德江委员长关于香港回归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构成了前后一致的官方总结, 但仅有这一自上而下之官方诠释是不够的, “一国两制”的全面理解与香港基本法的准确实施还需要一种法律秩序内部的自我而平衡的理解。梁美芬博士作为香港法学教授、立法会议员、执业大律师及受教于两地及成长成熟于比较法训练下的职业法律人, 将其始于1980年代末接触香港基本法起草人士开始近30年的对“一国两制”政策形成与基本法制定及实施的历史与挑战加以法律人的编撰和诠释。这种诉诸自身时代经验的“法律史编撰学”本身就是一种对香港与国家之平衡的爱。 当然, 凡诉诸历史必触动感情。梁美芬博士对香港回归20年的冲突与争执时时表现出一种痛惜之情, 油然而生母性之特殊关爱的情愫。比如在后记中作者深情写道:“香港回归后, 让我们一齐努力, 让这个回到母体的小孩茁壮成长, 有全局视野, 有个人之处, 与中国13亿人民一起为中国创造奇迹。” 在此意义上, 梁美芬博士结集出版的《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一书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就具有了特别的基本法教育与观念沟通桥梁的意义, 也积极回应了1990年许崇德教授题诗相赠的“桥梁之约” 梁博士讨论香港基本法问题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较法预设:香港基本法是普通法与中国法的制度结晶。 二、 释法与香港基本法的关系 梁美芬全书论述, 除了历史回顾与概念澄清之外, 主干部分就是香港基本法法理阐释与案例评注。一部香港基本法, 各自解读, 这种“一法各表”的现象从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就已存在, 在香港回归20年的实施过程中更是出现了南辕北辙的解释分歧与竞争。梁博士作为法律人显然看到了香港基本法解释传统上的巨大张力及分裂态势, 而花费相当大的篇幅来辩驳和澄清一些主要的香港基本法法理误解。举其要者包括: 其一, 《中英联合声明》作为香港基本法的宪制基础; 其二, 中国宪法仅有第31条适用于香港; 其三,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必须基于香港终审法院提请; 其四, 香港基本法修改权必须经过香港立法会同意。 这还不是香港本地之基本法法理学误解的全部, 但已经足够偏离“一国两制”的初衷与原理, 因而需要正本清源。梁博士的法理阐释部分完成了这一释疑解惑的工作, 但还不能说完全取代了香港本地基本法法理学的主导权。笔者曾提出过“两种基本法法理学” 这种法理学的话语竞争正是作为立法者的主权国家与作为授权自治地区的普通法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宪制性冲突与对话。这种宪制对话的效果, 从长期来看, 是有助于中央管治权的制度化与依法治港的制度深化的, 我们看到香港回归后的五次释法较好地解决了这种法律传统冲突带来的香港基本法法理危机, 有效规管了香港的居留权秩序、政改秩序、行政长官继任秩序、主权豁免秩序以及宣誓与选举秩序。回到上述四点误解, 梁博士逐一给出了较为成熟的驳斥与澄清。 关于《中英联合声明》的宪制地位, 在法律属性上它属于国际条约, 但其主要功能在于实现香港的和平回归, 而不是规管1997之后的香港宪制秩序, 因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