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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金融的制度需求与发展空间 一、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项工作中涉及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20年，人们还没有将金融政策视为促进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忽视了货币及金融因素的作用。1969年，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代表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的出版，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 2. 非国有金融是一国一策的一种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在戈德史密斯理论中提到的沿着第二条轨迹发展的国家，也就是国有金融为主要金融形式的国家中，目前正在反复出现金融机构的国有化—非国有化—国有化—非国有化的循环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国有化趋势明显，不少国有金融机构逐渐变为私有金融机构；除少数国家外，这种发展模式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取得了政治主权的国家中也相当流行。例如：韩国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政府开始将其所持有的银行股份出售给公众；但是在之后的工业化加速发展中，又将一些金融机构重新国有化；1972年以后，韩国政府又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非国有化改革，转化为非国有金融机构。从各国非国有金融的发展看，可以了解到非国有金融的发展与各国经济的发展是相吻合的。在美国等国家，其经济一直是自然平衡发展的，市场机制逐步发育成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也是自然演进的，并逐渐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形式，显示出比国有金融更高的效率。而一些由于战争或政权变更造成经济发展中断、缓慢或选择市场机制以外的国家，在经济恢复发展时期选择将私有金融国有化，有利于实现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满足国家效用函数。这在短期内成效是显著的；但长久如此，就会产生负面效果，如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金融机构缺乏活力等。麦金农-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大致可总结为金融产品价格扭曲、金融结构单一、金融市场分割三种形式；而笔者认为，发展非国有金融正好有助于消除这些弊端，也是目前一种可行的选择。 二、 供给进路的导致国家对原有的国家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造成对“国家” 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提供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它不同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就目前来讲，国家为了其效用偏好（如保持社会稳定、保持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维护某些集团利益、支持国有经济、深化改革等），长期维持既有的国有垄断金融制度安排成为政府的理性选择，从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效率、高风险、缺乏活力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民营经济有没有诱导制度变迁的可能呢？ （一） 非国有金融系统的需求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不同，金融制度可分为内生性金融制度和外生性金融制度。 1. 诺顿的观点,主要是通过增长的方式实现中国改革的路径, 与东欧、俄罗斯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似乎难以从正统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根据；但实践证明，改革必须是局部的、渐进的、试验的和增量的。诺顿认为，体制上的双轨制使得中国改革后的经济逐步获得了“来自计划外的增长”。双轨制过渡使得原有的国家垄断不断有所放松，使新兴部门获得了迅速的“进入”；而新兴部门的进入创造了竞争，竞争的压力反过来又必然使国有部门得到自我改善，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样地，樊纲认为体制双轨的最重要后果是非国有经济的成长。 2. 市场环境方面的贡献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税收、培育良好市场环境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贡献；它有力地推动了体制转轨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相当大的融资困境，所以迫切需要有相应的为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支持、独立于既有的国有金融制度之外的金融制度安排。 3. 财富相对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私有经济发展很快，民间资本迅速增加，财富相对集中；而目前的金融资产形式极其有限，同时还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因而大量民间资金对新的金融制度安排存在潜在的制度需要。 （二） 第一，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之间的利益协调 非国有金融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新制度安排形成的过程中，需要有诸多的创新主体来推动，这些主体主要包括民间团体及地方政府等；其中，民间团体包括所有直接推动民营金融兴起的非官方力量。民间团体是民营金融创新的直接决定力量，正试图寻求各种合法的正常途径来进行金融制度的创新。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所存在的一些民营金融形式，无一不是民间团体直接推动、创造的新的金融制度安排，如浙江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中国民生银行等。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形成了制度变迁的特殊路径。中国既有的改革实践证明，成功的经济改革往往起步于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