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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一、 戈德曼的“同构”概念 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秘密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法国思想家吕西安戈德尔也不例外。他用社会学家的视角来研究文学, 创建了全新的理论———“发生学结构主义”。戈德曼试图解决艺术与社会如何联系, 沟通两种互不相同的层次的难题, 而他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同构。 戈德曼认为文学作品世界的结构和某个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关系, 这种特别关系用戈德曼的话来说, 便是“同构”。“同构”一词最初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中, 用以说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体系之间存在的相似性。而后, “同构”一词逐渐被人文科学借用。在人文科学语境下, “同构”一般指多个对象之间虽然外部形式有差异, 但在内部结构上是一致的或者具有相似性。戈德曼将这个词用于文学研究领域, 却并未明确界定这个概念, 但我们认为, 借助戈德曼理论体系中相关的其他概念来理解这一概念仍具有可行性。在戈德曼的理论中, “同构”是同一种结构表现在不同的层次, 这里的不同的层次可以是作家在小说中创造出的想象世界和某一社会集团的经验世界, 也就是说, 作品世界的结构与作者所属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或者说世界观原是同一种结构, 他们是同源的, 由此进一步扩展, 作品结构最终与社会结构也是同源的。至此, 文学与社会就巧妙地联系起来了。而这里所“同”的结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结构, 而是戈德曼意义上的“有意义的结构”。 戈德曼继承了皮亚杰的“结构”概念。皮亚杰认为, 当各种成分的特性完全或部分地依赖于由他们汇聚而成的整体的特点之时, 就有了结构。戈德曼更进一步在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基础上, 将这个概念进行延伸, 使它与“意义”、“功能”联系在一起。戈德曼将一个结构放置到包含着它的更大范围的结构之中来观察, 因而, 除去结构自身的意义之外, 还有两个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功能”与“意义”等范畴, 这样一来, 与传统意义上的“结构”概念相比, 戈德曼的“有意义结构”要丰富得多。他认为“结构通过其意义特性而存在, 而这意义特性又来源于它要满足某一功能的不可逆转的倾向”。 二、 在社会实践领域 在将文学与社会联系起来之时, 文学创作的主体与社会生活这一客体之间如何能够实现总体的和明晰的一致, 如何调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集体主体这一概念的注入犹如神来之笔。正是通过集体主体这一概念, 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集体主体的可能意识以及世界观等范畴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文学与社会、具体和抽象之间的辩证调解, “避免了以片面的方式将具体方面溶解到逻辑范畴中去的危险”, 一直以来, 无论是模仿说, 还是文学反映论, 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体无不是具有超凡才能的个人, 即创作者。而戈德曼解读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方式则不同, 他认为发生学结构主义与以往文学批评的主要分歧就在于集体主体。从个体主体转变为集体主体, 这就是将文学实践引入到社会实践的领域。 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 个人主体的意义十分有限。从韦伯开始, 社会学家就致力于增强社会学的客观性, 减少主观随意性, 他们的理想是将社会学建构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严谨。然而, 集中在个体主体身上的研究, 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 很难避免个体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身为社会学家的戈德曼试图驱散文学研究中的神秘阴影, 他将社会学追求客观实证的精神带到文学研究中, 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置换了研究的焦点, 即由个人主体转变为集体主体, 集体主体是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 关于集体主体的研究, 摈弃了个体身上纷繁复杂的个别因素, 抓取个人与个人之间共同的、普遍的特质, 这样的研究结论更具有理性色彩和实证价值。戈德曼曾明确表示, 一切历史行为只有与集体主体相联系时, 才能被科学地研究, 才能诉诸理性。同时, 集体主体是社会化的群体, 将它置于文学和社会中间, 能够使得这两个相互异质的领域更加紧密地缝合起来。戈德曼文学社会理论的哲学立足点是他一贯坚持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的原则, 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学表现的客体———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中的一员, 因而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与社会就是由创作个体, 这样一条纤细的纽带, 联系在一起的。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将主体与客体的交汇点转换为集体主体, 如此一来, 无论是主体与客体之间, 或是文学与社会之间都将结合得更加紧密。 对集体主体最初的研究还应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在集体主体层面, 马克思把组织、社会集团、社会全体作为主体。马克思与恩格斯重视集体主体的意义, 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人的集团。戈德曼继承了这个观点。首先, 他肯定历史的主体是人而非结构。戈德曼写道:“发生结构主义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取代人而作为历史的主体。” 在马克思的主体理论中, 集体主体往往以经济政治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