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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货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在经济中，通过广义货币量向sd对应的份额（也称为经济货币化率），我们通常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对主要国家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基本反映了一国的经济以及金融发展的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在不断提高。纵向看，80年代前我国经济货币化率不到0.4,80年代末上升到0.6以上，90年代初上升到1以上，到2000年，这一比率已经超过1.5（见表一）。 1978———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达到9.7%，零售物价年均上涨6.2%，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3%,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和零售物价的上涨率之和。这种超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使M2/GDP指标逐年上升。衡量货币化程度的指标M2/GDP从1986年的61%上升到1998年的131%,13年间上升了一倍多。 从我国的经济货币化这一比率的变化态势来看，这种发展基本符合戈德史密斯等人关于货币化率与经济、金融发展关系的判断。与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基本呈相关比。 从经济货币化率的增长幅度来看，我国的这一指标明显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与日本、美国、韩国、英国的情况比较，中国的M2/GDP指标值最高，日本其次，再次是英国，而韩国和美国的指标值不及中国的一半。我国已步入世界经济货币化率较高的国家行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6年年报提供的数据，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的M2/GDP指标，分别为89%和79%，也都远低于中国。是否据此我们就可以简单认为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程度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呢？很显然，这种结论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认为，我国的高货币化比率，首先应当看做是我国发展以及金融不断深化的反映，但增幅高、增速快的货币化比率，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市场与金融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此还可作如下解释： 第一，货币化率过高是我国居民储蓄率偏高的一种反映。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据统计，目前世界储蓄率平均为20%-24%，而中国的储蓄率自1995年以来一直维持在40%以上，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低于新加坡（见表二）。 我国的储蓄率高，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增长，从而引起储蓄存款不断扩大。但是，储蓄率偏高，同时也道出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较低的现实。根据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为61%。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达70%左右，在东南亚国家业在65%以上。我国自1981年以来，消费率大体上每年以0.6个百分点下降，在199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1000美元时，消费率从1987年的67.5%降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3个多百分点。我国的消费率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折射出我国“勤俭节约”的传统社会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另一方面也直观反映96年以来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情况，以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经济现状。 第二，货币化过高也是金融资产产品选择性低，金融资产结构单一，投资渠道狭窄的反映。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占全部金融资产的70%，而美国、日本仅分别为10%和33%。尽管80年代中期以来，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很快，但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例仍然较低。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比例仅10%左右，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在50%以上，其中包括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而这些都不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所能涵盖的。因此，经济货币化率偏高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金融化程度低的反映。 第三，货币化率过高也间接反映了我国银行的潜在风险和企业效益低的基本现实。M2主要有银行贷款创造的，货币化率过高表明银行信用的过分集中。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经营机制不健全，低效和无效投资较多，企业大量拖欠银行本息，致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在银行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和资本金补充渠道狭窄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新增信用，新增居民储蓄来维持其正常运转，从而并导致银行高息揽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常发生和金融风险的累积。到2000年底实际剥离给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达13000多亿。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以银行不良贷款或企业亏损的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