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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自开发票虚开洞穴的数据剖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活动。2004年至今，已连续17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每年通过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涉农税收优惠制度。其中，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于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对于购进农产品的经营者，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换言之，如果向农业生产者个人收购其自产农产品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收购企业可以自行填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并用以抵扣税金、列支成本。由于“农产品收购发票”是由收购者自行开具给售货方，加之农产品收购范围广、品种多、规模大，故一直以来都是涉票犯罪的重灾区。 一、 利用自开发票骗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年，A省公安机关与税务部门联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涉农自开发票专项整治行动，共打掉犯罪团伙1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近千户涉农企业因虚开问题被停票整顿，嚣张气焰得到基本控制。但通过分析公安机关最近两年查办的几起农产品自开发票虚开案件，我们发现涉农虚开犯罪大有“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之势，而且在这些个案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规模庞大，若隐若现，紧紧围绕各类农产品或以其为价值链源头，疯狂利用国家农产品免税政策和农产品收购自开发票抵扣进项税政策，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犯罪生态圈。 为了全面把握涉农领域自开发票虚开犯罪的整体态势，摸清底数，明确打击重点和工作优先级，笔者依托抽取的2018年以来税务系统全部的农产品数据，按照开票总金额排序，将“谷物”“林木”“棉花”三大类农产品确定为重点研判对象，并以2018年的自开发票数据为基础，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A省农业数据 谷物类：2018年A省玉米、小麦收购自开发票所记载的收购量合计11 601.690 1万吨，价税合计298.07亿元，税款合计29.53亿元，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A省全年玉米、小麦产量数据的5.27倍，如图1。 木材类：2018年A省木材收购自开发票所记载的收购量合计947.64万立方米、价税合计212.17亿元、税款21.02亿元，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A省全年木材产量的2.1倍，如图2。 棉花类：2018年A省棉花收购自开发票记载收购量合计707.27万吨，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A省棉花产量8.8509万吨的近80倍，甚至明显高于610.28万吨的全国棉花产量，如图3。 对比后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这“黑洞”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为了彻底查明原因，我们反溯源头，展开精准研判。 二、 关键及关键 面对浩如烟海的大数据，正确的研判思路是决定数据研判工作成效的前提和关键。笔者在广泛调研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之上，凭借办理涉农虚开犯罪案件的丰富经验，经过充分论证最终确定了以下研判思路，并将其作为整个研判工作的指导思想，贯穿始终。 （一） 票数据宏观比对 基于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将国家统计局A省农业统计数据与A省涉农产品自开票数据进行宏观比对，综合研判出谷物、木材、棉花三大领域存在巨大的虚开黑洞。通过定向抽取三类农产品自开发票微观数据与关联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设定指标参数（即影响企业虚开犯罪概率的自变量），开展反常特征分析，进而揭开虚开企业的面纱。 （二） a省国民储备库数据 笔者归集了海量税务数据、公安数据、市场监督数据、国家统计数据、A省林业数据以及A省国有粮食储备库相关数据。以此为基础，遵循发票业务流程，从“前端：收购发票数据反常特征”“中端：收购企业数据反常特征”“后端：销售发票数据反常特征”三个维度，设计多元化、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将多元化的海量数据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如图4。 （三） 找到正确的穴位，锁定喉咙，打开生命之门 1. 编码进行校验 “金税工程（三期）”系统不能对投售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进行校验的设计漏洞，使犯罪分子能够随意编造投售人信息，但也为公安机关识别和锁定犯罪分子提供了方向和抓手。故将“投售人身份数据反常特征”作为一项重要指标。 2. 反复使用、串用 如果犯罪分子利用真实身份证号码编造“道具投售人”，囿于所掌握的身份证数量，必然出现身份证号码被反复使用或串用（一个号码对应多个姓名）的现象。因此，将投售人年龄分布异常、同一身份证号码反复投售、投售过多品种、投售金额巨大、连续12个月投售单一农产品以及收购企业高管人员作为投售人等作为重要指标。 3. 用票驱动的企业特征 农业经济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和地域性，但犯罪分子为了追求虚开暴利，会以下游企业的用票需求为驱动来安排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开具，进而出现有悖农业经济规律的反常特征。故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