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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统一，邓仲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概念，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论述, “一国两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 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法律基本不变, 生活方式不变, 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 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 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 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维护国家的安全, 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一国两制”是中国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 中国政府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 “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成生动实践。“一国两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前进。2014年6月,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 , 回顾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历程, 指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有利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一、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是中央针对香港问题的管治自 香港社会至今还存在一种误解, 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中央对香港事务不管或不能管, 事实上正好相反。如何管理香港事务是中央制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一个基本点。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 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 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 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 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 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在同一篇讲话中, 邓小平还指出, “香港继续保持繁荣, 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 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中央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 即“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就是对“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的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因此, “一国两制”实质上是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方式。 “在‘一国两制’下, 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不管, 也不是只是管理某些方面的事务, 而是全面的管理, 只不过是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 实行特殊管理方式, 这种特殊管理方式是以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加以规定的, 是完全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的。” 二、 基本法的规定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宪法依据 “一国两制”是中央对香港实行管治的方式, 这种特殊管理方式是怎么实现的?就是按照宪法制定香港基本法, 创设一套特别行政区制度来实现的。吴邦国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我国设立第一个特别行政区设计了一套崭新的制度和机制。白皮书第二部分的标题为“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 从制度的角度来阐释, “一国两制”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 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 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中央具有监督权”。香港社会议论最多的就是上面这段话。如何理解这段话,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讲。 第一, 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 香港回归后, 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 以实现“一国两制”, 也不是今天的说法, 而是在1982年由宪法作出的规定, 宪法第31条规定,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第62条第十三项规定, 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白皮书专门指出, 宪法的有关规定体现的就是“一国两制”构想,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时在某些区域设立特别行政区, 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提供直接宪法依据。因此, 香港回归后, 设立特别行政区, 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是宪法制定时就已经确定的。正是遵循这一宪法安排, 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三段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 以保障国家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基本法序言第三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