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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与香港宪制秩序的生成 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基本法》104条的解释。根据《基本法》第224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级管理层、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依法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律，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职能”。其中，《基本法》第224条规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律，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职能”。换言之，该规定“不仅包括必要的法律依据，还包括参与或履行该职能的法律要求和条件。”。对于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的含义进行澄清, 即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宣誓人拒绝宣誓, 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 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同时还特别指出, 基本法第104条所规定的宣誓, 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 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解释, 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和香港法治, 顺应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完全必要, 正当其时。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立法会是按照香港基本法设立的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基本法的解释与基本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必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香港特区”) 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绝不允许在香港从事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 也绝不允许“港独”分子进入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 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释法”的决定和适用 理解香港基本法解释权需要考察基本法所确立的解释机制, 同时也要考察基本法解释的实践。香港基本法所确立的解释机制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第158条, 其中第1款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对基本法解释权做出的总括性规定, 即“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中第2款是一个授权条款, 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而第3款则是确立了一个“先诉审查机制”,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 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 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 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 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第4款则规定了一个前置程序, 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 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这次“人大释法”是自香港特区成立以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对香港特区基本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做出解释, 其主要原因是源于“港独”势力的肆意妄为, 政治人物的言行不断突破底线, 并造成香港社会围绕议员宣誓事件而陷入严重的冲突和分裂状态, 香港基本法所确立的“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有失控的危险。在这个香港出现宪制危机的关键时刻, 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对基本法进行解释, 以期破解乱局、化纷止争。事实上,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7日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之前, 在香港回归祖国基本法生效实施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对香港基本法做出了四次解释。 第一次“人大释法”源于香港终审法院1998年的“吴嘉玲诉入境处处长案”。1999年1月29日,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宣读判词中, 申请人属于香港基本法第24 (2) 条第三类别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其在1997年7月1日开始便拥有这身份, 故此享有居留权。 第二次“人大释法”是关于香港政制改革的主题。2004年4月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做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 (草案) 》的说明, 其中指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民主制度发展的原则, 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香港的民主制度取得了积极的、稳步的发展, 香港居民当家作主, 依法享有在回归前从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