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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情结的历史演变 没有他，他就无法理解自己。“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孟华,2001: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国家形象，即是一种指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话语系统，在能指上它表现为两者对彼此的描述和评价，在所指上呈现为两者对彼此的规训。所以，对于中国形象来说，它一方面表现为他者对于中国的想象与规训，另一方面表现为自我对于自己的想象与认同。作为东方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象征，中国形象历来是海内外国家形象研究的热点。形象生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现实与想象”的关系，通常是这些研究的问题起点。试图从中发现西方现代性中被遮蔽的认识盲区——趋向美化的乌托邦式想象或趋向妖魔化的异托邦式想象，通常是这些研究的主要价值选择。相比海外研究，本土的中国形象研究还呈现出了另一个主要特征，即“他们普遍比较重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形象，忽视世界的中国形象；重视异域的中国形象，忽视本土的中国形象；重视负面的中国形象，忽视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一川认为：“中国形象问题，看起来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危机与拯救时代，才成了一个处处需要追问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大问题。”他还指出，正是鸦片战争导致了“古典性中国形象在西方他者冲击下急剧破灭”，从此之后中国形象才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追问的空前急迫而重要的大问题”（ 对于国家形象意识的生成，国际形象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认为：“所有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此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巴柔，2001:121）自我对他者的态度不同，就会催生不同的他者形象和自我想象。以此为起点，他把自我对他者的态度主要分为了四种：(1)狂热：一个作家或团体把异国现实看作绝对优于注视者文化、优于本土文化的东西。有了“狂热”的态度，对异国的描述更多地就属于一种“幻象”，而非形象。(2)憎恶：与优越的本土文化相比，异国现实被视为是落后的。有了“憎恶”之感时，幻象就会呈现出本土文化的形态。(3)亲善：异国现实被看成、被认为是正面的，它纳入了注视者文化，而后者也被视为是正面的，且是对被注视者文化的补充。(4)走向统一整体的第四种可能（巴柔，2001:175-177）。在这四种态度中，他认为只有“亲善”的态度才能形成积极健康的他者形象和自我想象。 如果说对他者的不同态度是自我想象和他者形象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那么，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并源于怎样的动因，西方他者的存在，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既有的国族想象和对他者的态度，并直接导致了国人的国家形象焦虑，甚至至今依然统治着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想象？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代中国形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形象传播中的受害者情结到底因何而来，从哪里开始，又如何遮蔽了我们观望他者和自我的理性目光？ 一、 西方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吗 西方作为东方最为重要的他者，在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觉醒过程中，无疑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今人言及西方，潜意识中往往直指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诸国，但在历史的长河里，西方一词在中国的演变，自有记载以来，向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文化概念”。正如王铭铭所言：“在漫长的中华帝国历史中，对于‘西方’，正如西方人对于‘东方’，中国人已经做了变化颇大的描述和评论。”（ （一） 古代中国人的“自我强他者” 长期以来，一直有两个“西方”同时作用于中国人的自我想象：一个是理想化的他者，有时它也会化身为某个具体的国度，如“西王母的国度”“西天印度”等，但更多时候它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另一个则是低劣的他者，相对于“允执阙中”的中国而言，它则长期被自信的中国人定义为“蛮夷”。 作为理想化的他者，“西方最早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政治的他者，这个他者高于中国政治”。然而，正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言，“西方东方学家建构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萨义德，2011:136）。同样，这个西方也并非真实的西方，而是映射着古代中国人理想之光的的西方，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只是源于“养己”的需要。以“西王母的国度”为例，虽然穆天子见了西王母，捧着“白圭玄璧”待之以上礼，但是相对“中国”而言，西王母的国度却是“虎豹为群，於鹊与处”（ “传教士东来”以后，关于现代西方的实测知识越来越多，但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改变对西方低劣他者的定义。费正清发现，“17世纪中国最大文人顾炎武只能重复官修《明史》中的无稽之谈，说什么：‘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购小儿为食。’1774年的钦定《四库全书》中说利玛窦谎话连篇：‘其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费正清，1999:142）。 一直到了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