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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唐王朝的农业税 经济学家指出，税收是“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获得税收的活动，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 一、 隋文帝赏赐乘兴、调兵 北周末,杨坚入宫辅政,宣布废除周宣帝实行的“每人一钱”的“入市之税”,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杨坚在颁布田令的同时颁布了新的租调令,对租调的计税对象及税额、税物的规定为:“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 隋朝租调既是丁口税,以户籍资料为计征依据,即与官府控制的在籍户口数量直接相关。为增加税源,大约在开皇三年到开皇五年之间,隋文帝针对“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的现象,令各州县“大索貌阅”,整顿户籍,“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还要指出,开皇初期,为了增加租调来源,尚书左仆射高颎提议推行“输籍定样”(又称“输籍法”),规定了各户应交租调的定额(“定分”)、可合法减免(“除注”)的条件等。 当然,杜佑说“输籍定样”使“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在于斯”,不免有片面之处。因为,如上所述,隋朝官方同时也采取强制性的大规模的户口检括措施,即“大索貌阅”。所以,应该说“输籍之法”与“大索貌阅”相辅而行,是隋朝在籍户数激增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原因。随着在籍户口的激增,租调来源也显著增加。《隋书·食货志》记述隋朝开皇年间仓库盈溢之状,说:“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又说大业初年炀帝即位之际,“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即因财政充实而免除了相当多的租调征收对象。可见户口大量增长确实是隋朝租调来源激增的重要原因。 隋朝在开皇年间新增义仓税。义仓又称社仓,始创于开皇五年(585),本是官方倡导之下民间建立的救灾公共储备,即“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 开皇十年(590),隋朝灭陈统一中国,文帝“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 总之,隋朝赋税可称为农业税,包括租调、免役收庸和义仓三个税项,以农业丁口为主要课征对象,以农副业生产物为税物。 隋朝赋税主要用于五个方面。一是官员俸禄,二是皇帝赏赐,三是战费,四是宫廷消费,五是国家财政储备。其他如赈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开支甚少。 隋初规定,京官一年春秋两次领取年禄,年禄数量从正一品的900石到从八品的50石不等,“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 《隋书·高祖纪》在称述文帝个人生活比较节俭之后,说他“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可见文帝深谙通过赏赐有功之臣来激励他们为杨氏政权服务之道。根据《隋书》的有关记载归纳,文帝“赏赐有功”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赏给他所选派的若干重要官员外任之际,二是奖励战功,三是奖励文官的政绩,四是奖励言事,五是奖励出使称旨。总体上看,文帝的赏赐以酬赏文武官员的政绩功劳为主。炀帝的大笔赏赐则用于他四处游幸的场合,出于他个人的一时之兴。隋朝皇帝赏赐给臣下的物品,多者达绢布上万匹段、粟万石, 隋朝战费开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文帝在位24年,战费开支不多,特别是平陈统一南北之后,因改革兵制,日常养兵费用明显减少。炀帝则从大业五年(609)开始,三兴“辽东之役”,导致战费激增,不仅直接耗费大量的租调收入,还额外加税。如大业六年,炀帝准备再次攻打高丽,因战马已多损耗,下诏“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于是马匹至十万”。 隋炀帝好大喜功,在位短短十余年,不断苛役民力,大兴土木,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四处巡幸,每项工程、战事和出巡都极尽排场奢费。每次耗费的钱财,除取自租调收入之外,还多方向百姓加税,从而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史称,大业中,“军国多务,用度不足,于是急令暴赋,责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 隋朝二世而亡,历时37年不可谓长,但是来自赋税收入的国家财政贮备之多却十分惊人。对此唐人多有提及,如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臣下说,隋朝“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总之,隋朝的赋税主要用于皇帝、官僚等上层统治集团的各种消费(包括俸禄、赏赐、皇帝行幸等)以及战费和财政储备,生产性用途(如赈灾、兴修水利工程等)极其有限。 隋朝赋税的上述来源和用途,体现了隋朝实行的是“国富民穷”的财税政策,虽国富而速亡。这为唐初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前车之鉴。唐朝史臣在《隋书·炀帝纪》评说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