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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艺文志所见 《隋唐经志》（以下简称《隋志》）是汉代后期《汉书艺术文化志》（以下简称《汉志》）之后的一本完整的书，之后是《隋唐》的完整续集。其体例延续了《汉志》对学术流派的分类叙说, 体现了“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价值。《隋志》对《汉志》的传承体现了学术的发展。这个发展主要体现在《隋志》的编撰收录原则和分类系统上。 1 西汉至唐初学术思想的变迁 《隋志》总序有云:“远览马史、班书, 近观王、阮志、录, 挹其风流体制, 削其浮杂鄙俚, 离其疏远, 合其近密, 约文绪义, 凡五十五篇, 各列本条之下, 以备《经籍志》。”《隋志》是在吸收改进前人成果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汉志》对《隋志》的影响最大。 班固的《汉志》是在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研究基础上, 依据刘歆的《七略》“删其要”而撰成的。其学术思想受儒学独尊的大背景影响。其中《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的归纳是在收集天下亡书后经专门学者整理而得, 再以儒家思想作准绳来判断各家各派对治理国家的作用。《隋志》的编撰标准体现在:“夫仁义礼智, 所以治国也, 方技术数, 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 文章乃政化之黼黻, 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这个叙述体现了编撰者是从统治术出发来进行分类选择, 是对《汉志》的继承, 因此, 从《隋志》中我们能窥见西汉到唐初学术思想的演变。 仁义礼治乃儒家所推崇的理念, 儒家学说对封建统治的巩固从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就开始起作用, 于是儒学成为九流百家之首。《隋志》对儒家的叙述:“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是直承《汉志》的。但《汉志》所反映的儒家独尊, 到《隋志》已看不出痕迹。儒学从西汉到唐代, 经历了农民起义的冲击, 加之玄学的兴起, 地位显然已有所下降。 《隋志》把方技术数看作治身的法门。虽然《隋志》把《汉志》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合而叙之, 但具体到方技术数的性质两书是一致的。《汉书》:“数术者, 皆明堂曦和史卜之也”, “方技者, 皆生生之具, 王官之一受也”。可见这些相对于当时以经学为正统的属于旁门左道的学问并未得到重视。这与当时经学是人们踏上仕途的门径有关。经过几百年社会的发展, 人们了解到方技数术对生活的好处, 像能安排农时, 治病强身, 催吉避凶, 给社会低层人们以精神寄托等, 它的实用价值得到重视。 《隋志》认为诸子对经典有流传之功。据《汉书》的记述, 各家源出于六经, 虽各执一端, 但有所取舍则有益于治。这在《隋志》中也有相同的表述:“世之治也, 列在众职, 下至衰乱, 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 各崇所习, 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 折之中道, 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可以说, 诸子对于政治教化的作用的描述在两志中是相似的。而《隋志》所提出的对经典的流传之功则更明确讲明了诸子与六经的关系。诸子学说不仅是六经的支流, 诸子在各处的游说讲学的过程中, 对经典著作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像孔子退而讲学田间, 以《诗》、《书》为教材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政治理想, 还有做人的学问。他的学生有名可考的达七十人, 其学说代代相传, 影响远近。 《隋志》认为从诗歌文赋中能窥见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衰败, 因此也是从对统治教化有利的角度来收录诗歌文赋。这与《汉书》的认为《诗》为古者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提供语言材料, 或是以《诗》来观世风之盛衰的理解是有联系的。但从《隋志》的集部类, 我们能看到,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时代后, 在诗歌文赋的流变中《隋志》同时注重了文体的变迁, 还有文章行文技巧的安排。如在叙述玄学之风盛行时文坛是“辞多平淡, 文寡风力。降及江东, 不胜其弊”。对梁朝时兴起的宫体诗特点的描述是:“清辞巧制, 止乎衽席之间, 雕琢蔓藻, 思极闺闱之内”。 2 汉初学术思想的流变 从《汉志》发展到《隋志》, 图书目录的分类法从六部变为四部。这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的流行与佛、道二教的兴起动摇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史学则得到官方与私人的重视, 著述大增, 最终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文学方面, 新文体的涌现, 像五言诗, 骈体文等, 还有文学理论的构建所引发的一系列著作, 都加速了文献成分的改变。程千帆先生在《校雠广义·目录篇》中讲到:“目录是文献内容和形式的集中反映, 文献的成分变化了, 目录的分类势必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汉时的六分法已不能满足魏晋以来图书的收录。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篇》载:“《七略》之流而为四部, 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 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 古有今无之书, 其势判如宵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 《隋志》的四分法经历了荀勖的《中经新薄》和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的发展阶段, 同时也吸取了王俭的《七志》与阮孝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