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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理论的新特征农民工劳资关系问题研究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工人有三种身份：农民、工人和公民。 以往,社会学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在城市社会的居住、交往与融入等方面的艰难与挣扎,彰显出一个试图向上流动和正在形成中的阶级群体的苦难。引人注目的是,农民工在劳动一线生产过程中的故事。这个被工厂、车间、宿舍等院墙与顶棚遮盖下的场域,有着比城市日常生活中更生动、更令人动容的艰难景象。然而,由于长期缺乏阶层分析的意识,生产与劳动的研究视角严重匮乏, 一、 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劳动关系理论的分析 1. 工人阶级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异化”的本质 对生产与劳动的关注,是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旨趣。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压迫与宰制、顺从与反抗等生产与劳动关系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同时也再现了工人阶级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维持、发展逻辑的揭露,固然是马克思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探索工人阶级解放的可能性” 才是马克思探究 “生产的隐秘之处”的终极关怀。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劳动异化的结果。他将劳动的异化总结为 “工人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将其具体化为三个原因:工人的客体化和 “去技能化”,工作的碎片化和管理科学的兴起,资本家对工人直接强制性的管理。 2. 工人劳动过程的“去技术化”命题 马克思之后, 哈里 · 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承袭资本如何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的路径,对工人阶级与资本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得出了 “概念” 与 “执行” 分离的结论,即工人劳动过程的 “去技术化”命题。 所谓 “概念”,在劳动过程的语境下,指的是与生产和劳动有关的技术与知识。而 “执行”则是指具体的劳动过程和生产操作。布雷弗曼指出,现代科学管理手段的使用导致生产不再依靠工人的技能,工人同时也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对知识的垄断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导致了生产的 “知识”与劳动 “执行”的分离。 3. 布洛维、布弗曼的分歧 将工作场所和生产现场视作一个充满权力和对抗的场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工人阶级劳动过程的 “去技术化” 是布雷弗曼对马克思阶级再生产学说的进一步阐述。但是,布雷弗曼对垄断资本的过度强调以及对资本控制劳动过程的客观解释导致其丧失了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关注。麦克·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批评性地指出:“失去了对工人主体性的讨论,布雷弗曼的客观论只是他那个时代关于劳动过程分析的经典,而不是我们需要永久朝拜的麦加。” 布洛维与布雷弗曼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易手、“概念”与 “执行”的分离等究竟是资本主义有意设计的结果还是控制与斗争博弈的产物。 从资本的有意控制到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引入,劳动过程理论对劳资关系的探讨不断得到补充、完善。自布洛维的阶级主体性分析以降,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有进一步走向更加微观的取向。关注的焦点从资本控制工人逐步扩展到工人为摆脱控制与剥削所采取的反抗和妥协的各种微观行动。性别、种族、身份等微观的主体性因素,作为劳动过程中控制、反抗和妥协等劳动关系生产、再生产的重要参与因素被持续引入。 “控制” “抗争”与 “妥协”,是劳动过程理论解释工人劳资关系的核心话语,它们有助于检视当下的时代变迁和中国农民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如沈原所言, “我们正面临产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的社会图景”。农民工群体的工人身份与阶层属性不断确立,正是这一社会图景在当前的生动体现。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生产现场是一个充满约束、抗争的权力场域,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存在绝然的差异。在农民工城市务工的现场,也存在城市雇佣者和农民工就各种权利、权益所进行的博弈。各种约束与抗争的故事正生动活泼地发生在多样、不同的劳动过程中。 二、 劳动力:劳动控制与压迫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不仅这个群体的产生受到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其在城市一线劳动现场的各种生产与劳动关系同样也受到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因此,对农民工劳动关系的时代检视无法回避布雷弗曼“资本的强迫性”,即所谓的控制关系。 资本自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不断扩张和膨胀的冲动。在资本家的运作下,资本进入生产关系之中,对劳动的剥削与压迫成为其保值与增值的重要手段。通常来说,雇佣者对工人最基本的控制与剥削方式,一是超长时间的劳动,二是仅向工人支付维持基本生活与阶级再生产的最低酬劳。从超长时间的劳动来看,2008 年以南京市为例的一项调查指出,近80% 的农民工日均劳动时间超过8 个小时,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0 小时的也达到了近30% 。 保持长时间的劳动,是雇佣者对农民工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然而,长时间的劳作往往并不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