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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夫妻合志首题书写的演变 男女合葬的陵墓有两种情况：民事志和婚姻志。分志夫妻各自独立, 单独撰文, 首题书写比较单纯。但夫妇合志就相对复杂, 与单一墓主的题式相比, 其复杂性在于墓主的二人性, 即此类墓志是夫妻两人的墓志合写。既然墓志是两人合志, 那么首题理应兼书两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古代夫妻合志的首题书写经历了题不书妻到夫妇双标的发展演变。 一、 《东晋前墓志》为夫妻合志,仅有某一人,妻先卒,妻葬时所刻本 通常情况下, 一方墓志先写夫的族出履历、接以妻的行治德行, 最后言明某日合葬, 基本就可断定是夫妻合志了。但实际考察发现, 情况要复杂得多。妻先卒, 即使夫妻分志, 夫的墓志中也会有比较详尽的妻的书写。如《唐故左武卫兵曹参军上骑都尉灵武郡花府君公神道志铭》, 墓主花献, 卒于宝历三年 (827) , 葬于大和二年 (828) , 其妻安氏卒于长庆元年 (821) , 花献墓志书其妻曰:“夫人安定郡安氏, 明洁宣慈, 酌仁怡愉, 好音韵, 为丝竹, 宫唱商和, 礼翔乐优, 以温恭而成妆, 非粉戴为颜色。故穰穰百福, 蓼养成荫。坤仪祸生, 先归泉户, 以长庆元年夏四月五日终于旧里”。据此, 此志似乎为夫妻合志, 但志文继续写道:“孕子三人, 长曰应元, 次曰满师, 皆为人杰, 不及时禄, 芳而不荣, 俱在前志” 以上是妻先卒的情况。相对而言, 夫先卒情形下的合志就容易判断得多。夫先卒, 妻葬时所刻墓志以“夫人”讳字、乡邑等开头, 并且整篇重点叙述女性贞操高行的, 则可断为夫妻分志;夫先卒, 妻葬时所刻墓志以“君”、“府君”讳字、乡邑等开头, 并且前半部分主要叙述男性仕履德行的, 则可断为夫妻合志。众多鸳鸯志的出土, 为我们总结夫妻分志的书写特点提供了素材。如《宋故左藏库副使上护军致仕王公墓志铭并序》与《宋故福昌县君阎氏墓志铭并序》, 王安卒于宋徽宗崇宁元年 (1102) , 其妻阎氏卒于徽宗大观四年 (1110) 十月, 同年十二月夫妻合葬。阎氏墓志开头曰:“故左藏库副使致仕王公讳安之夫人福昌县君阎氏, 世为郑圃右族, 家累巨万, 年十七嫔于王公。夫人庄而和, 俭而节······” 较明显的夫妻合志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夫妻先后亡卒, 因某种原因, 权葬异处或同处, 若干年后改窆合葬, 夫妻重新合刻一志。如《唐故衢州司士参军府君李公墓志铭并序》, 墓主李涛, 夫人独孤氏, 此志撰者署名“安定梁肃” 以上三种情形中, 妻先卒的夫妻合志, 无具体考古信息时, 很难判断, 故不作为研究重点。夫先卒与权葬再改窆合葬的夫妻合志较易判定, 因此作为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 二、 《陈东庄墓志》 黄宗羲《金石要例》“书合葬例”条云:“妇人从夫, 故志合葬者, 其题只书某官某公墓志铭或墓表, 未有书暨配某氏也······自唐至元, 皆无夫妇同列者, 此当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 如《处士陈东庄公墓表》。盖不一而足也。” 翻检汉魏六朝文人文集及新出土碑志, 虽有如《魏故使持节平西将军秦洛二州刺史王使君郭夫人墓志铭》的双标墓志 据《五代墓志汇考》一书所收墓志, 可判定为夫妻合志的约18方, 其中夫妇双标者6方, 约略保持在中晚唐的水平 黄宗羲云:自唐至元“皆无夫妇同列”, 虽然过于绝对, 但其时间断限大致无误。叶国良言:括例必当分别定例 (无例外或绝少例外) 、常例 (大多数) 与特例 (极少数) 三、 墓志所见资料来源 唐代以前, 首题夫妻双标的墓志较为罕见, 而唐代为我们提供了较多的研究素材。据对《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的统计, 两书中约有180多篇夫妻双标的特例。与唐代相比, 五代及宋元墓志出土较少且收录分散, 《新中国出土墓志》、《五代墓志汇考》、《全宋文》、《全元文》的编纂出版, 为研究提供了诸多助益。据笔者所见, 首题夫妇双标的墓志, 五代有6方, 宋代11方, 元代3方。它们一起成为本节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时间来看, 这些特例的比率分布基本均匀, 没有明显增多的迹象。数量较多时期, 其墓志总量也相应较多。如开元、天宝年间, 夫妇双标的墓志有35例, 占总数的20%, 算比较高, 而两书所收开元、天宝墓志达1 117件。据《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前言, 《汇编》收3 600多件, 《续集》收1 564件, 两者相加, 大致在5 200件左右。1 117与5 200的比例是21%强, 和35例在180例中所占的比例接近。这种匀称分布说明, 夫妇合志题书妻的现象, 在一定时期内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状态, 决定它存在方式的礼仪制度、风俗风尚、文体演变等因素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从墓主的官爵来看, 这些特例墓志的墓主大多处在社会低层。如唐代180方特例中, 就有83例的墓主一生未仕。加上赠官、试官、仅有勋而无职事者, 共达到百例。在剩下的曾经